甘远志比我大9岁。他是我的同事，我的朋友。为了理想，他却倒在新闻的路上。而我们，继续前行。
得知他病重消息的当天，我在三亚，他在东方，两地相隔不过百公里，我却不能放下手头的工作，与他作最后一次道别。这成为我无尽的遗憾。
那天晚上，我与同事在阳台上聊得很晚很晚。送走同事，一个人静立着，看着江面上星星点点的渔船，轻轻柔柔的歌声飘过来。哪支歌在为你而吟唱，哪盏灯在为你点燃？
我上大学时，就认识了远志。当时，他在中改院工作，而我还在北京大学求学。1995年的暑假，为了写一篇论文，我需要查找一些资料，经朋友引荐，慕名找到远志帮助。至今，第一次见面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我在楼下等了很久，他才急匆匆下楼来，手里拿着一根已点燃的烟，老远就伸出手来，笑着与我们握手。
甘远志是抽烟的，竟然成为他留给我的第一印象。
有些人，天天见面却形同陌路。有些人，只见过一次面甚至只通过一次话，却终生为友。远志就是后者。
此后，他继续沿着自己的轨道前行，在中改院里，不知疲倦地工作着，我也常从各杂志上看到他的名字。1997年，我也大学毕业，回到家乡工作。在长达6年的时间里，我们虽都生活在同一座城市里，都未曾谋面。
6年后的2001年，甘远志从中改院调入海南日报，与我分配在同一个部门。他到经济部报到的当天，是我们的第二次见面。依稀记得，那一天，我们用右手掌扬起来拍击了一下，说了声：嗨，哥们。
我比他先到报社几年，一些情况也比他熟悉。记不得是部里的安排，还是我们自然而然地说到一块。他到经济部后的第一次上门采访，居然是我陪着去的。我经常出入省政府大院，人员也相对熟悉一些。报到后没几天，我陪他到省计划厅，找到厅办公室主任，很快就说明了来意。我对这位姓霍的主任说，小甘刚到经济部，有些情况不太熟悉，希望及时联系。
他年长我近十岁，在很多方面，他都是我的老师。但那一次，走出省政府办公大楼时，他竟然对我说：“钟斌，以后多带带我，担心自己干不好。”
这让我很惶惶然。
在经济部里，由于人手不够，每个人都兼着几大领域的报道任务，我要经常下乡，全省各地跑，大家都非常忙。此后，很多单位都是他自己上门联系的，并迅速打开局面。没想到，这是我们惟一的共同采访。
由于工作性质特殊，平时见面并不太多，采访完就直接回家写稿。2002年5月，我调到记者部，从此，见面的时间就更少了。大概在2004年5月份的一天，我们在报社电梯口相遇，一同跨进电梯。我已快两个月没有见到他了，他显得胖了一些，但形容憔悴。我开玩笑着拍着他的肚皮说：“你老兄怎么很少露面呀，只能从报纸上知道你的行踪。”他也笑着说：“我的确很少到报社，不开会一般不到报社来。”问其原因，他只是淡淡地说：没事就在家里看看书，研究一些问题。
说这些话时，他脸上有一丝苦笑。我理解。他有苦衷。
这成为我记忆当中，我们最后的言语。
我原以为自己在报社的记者中是很拼的，但他更拼。毕竟，他已快40岁了，却有比我更为执着的新闻激情。有人说，他是一头不知疲倦的牛。他在跟火车去西安作报道时，发回大量非常精彩的文章。那几天，我正在值班。记得在一次评稿会上，当天的报纸登了他最后一篇“跟车日记”，文字不长，只有500余字，但我看后非常感动，几乎热泪盈眶。会上，大家只同意评三特。我说，这是少有的短小精悍的好文章，写得非常到位，也非常投入，应该评二特。最后，此日记被评为二特。
没有促膝谈心，也没有倾夜长谈。不知道是淡泊，还是忙碌，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
记得特蕾莎修女曾说过一句话：爱，直到受伤。因为，她有一颗博大而不屈的爱心。曹燮也曾写过一本书《六百个孤儿的父亲———慈善家余祖亮的传奇人生》。因为余祖亮也有一颗博大而不屈的爱心。我想，于新闻而言，甘远志也有博大而不屈的爱心。
循着他的路走下去，总有一天，我们会发现，离自己的目标，离自己的新闻理想不远了。
爱，直到受伤，甚至死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