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出处】广州师院学报（自然科学版）
【 作 者 】黄金龙、高
伟
【原刊期号】2000/11
【内容提要】从岭南地名文化的历史特色、地理特色、民族特色、开放性与兼容性等方面，分析了岭南地名文化的主要特征，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地名管理上值得注意的一些问题，认为应纠正在地名命名中的不良文化倾向，使岭南地名文化的精华发扬光大。
岭南自古以来就是越族人聚居之地，秦统一岭南以前，越族仍处于原始部落的氏族社会，秦始皇统一岭南后，由于中原文化的传入，越族人跨越奴隶社会进入封建社会，至今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由于五岭的阻隔，岭南的气候等自然条件与岭北及中原都有较大差异，形成了岭南独特的风俗习惯和政治文化。地名的由来源于文化现象，包括该处人类群体空间的分布状态、发展经历、文化的独异创造性能、生活方式的特异之处、语言的差异等等。随着文化影响的扩展，以及地方文化向大文化融汇，地名也为外界所认可。实际上地名是文化现象的折射[1]。因此从历史、地理、人文、社会及政治方面探讨岭南地名文化的特色，对地名管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 岭南地名文化的历史特色
1．1 行政区划地名的古老性
先秦的岭南越族处于原始社会的末期，只有部落联盟的君长，还未形成国家。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统一岭南后，在岭南设郡置县(当时设置了南海、桂林和象郡，番禺、四会、龙川和博罗4县)，岭南的行政区划起于此时。秦末汉初，中原战乱，南海尉赵佗封锁北通中原的关塞，占领桂林、象郡，建南越国，以番禺为都城，其在龙川的原任所称“佗城”，至今仍在。东汉末年，交州刺史步骘把交州的州治迁入番禺城，三国吴黄武五年(226年)分交州为交、广二州，是广州得名的开始。但直至1921年成立市政厅，广州才成为一个城市的专名。东汉建安六年(210年)划番禺、博罗两县地置增城，取新增一个县城之意。唐代两广和海南属岭南道，唐咸通三年(862年)岭南道分东西两道，东道治广州，广东、广西因此得名[2]。上述的行政区划后来虽然有了很大的变化，但其名称一直沿用至今。
1．2 古代帝王名臣活动有关的地名多
由于五岭的天然屏障作用，岭南成为封建割据的有利之地。历史上岭南建立过三个封建小王朝，被称为“三朝十帝”之地，即赵佗建立的“南越国”、刘 建立的“南汉国”和朱韦金粤及朱由榔建立的“南明”政权。小王朝的建立对岭南政治社会的稳定带来了一定的作用，经济得到了发展，统治者得以在此大兴土木。赵佗建南越国后在番禺建城凿井，城称赵佗城，宫殿称“越王宫”、井曰“越王井”，至今仍有遗址。汉朝两次派陆贾劝赵佗服汉，赵佗为表诚意，特在城西先后建“泥城”和“越华楼”接待，并在迎接陆贾的地方建台，北面朝汉，曰“朝台”，后人称“越王台”，附近的山岗称“越王山”，后称越秀山。五代十国时，刘 在广州称帝，建南汉国。统治者骄奢淫欲，大建离宫别院，亭台楼阁，供其享乐，如西湖、药洲、九矅目翟石、昌华苑、芳春苑、大通寺等，与此有关的地名如西湖路、昌华大街、流花街、寺岸街等却沿用至今。朱亮祖于明洪武十三年(1380年)在广州越秀山建镇海楼，有雄镇海疆之意，明朝还在广州附近珠江南岸建风水塔三座，莲花、琶洲、赤岗三塔被称为“省会华表”。明末清初，两王入粤，强占民舍大建王府，大养战马，以至广州有将军府、靖南王府、马棚岗、驷马岗、司马涌、马王坊，四会有马房等地名[3]。南宋末期，宋帝流落岭南，虽然只短短几年，却也建城挖井，如香港有宋城遗迹及“宋王台”碑，湛江硇洲岛有留宋皇村，新会有国母殿，潮洲南澳岛有龙井、虎井、马井遗迹。
古时的岭南被认为是荒蛮之地，获罪的大臣多被贬“过岭”、“越海”，即过五岭，越琼州海峡，他们为当地经济文化的发展做了许多有益的贡献，当地居民为纪念他们也以他们的事迹或名字命地名。唐代韩愈被贬潮州，大兴乡学正乡音，放免奴婢，兴修水利驱鳄鱼，于是有意溪、韩江、韩山、昌黎路等地名，有“潮州山水皆姓韩”之说。宋代苏东坡被贬谪到海南儋州，在这里倡导学风，传播中原文化，人们为纪念他而兴建的古迹得以保存至今，以东坡书院、桄榔庵、东坡井等最为闻名。还有唐宋时代被贬海南的“五公”，现海口市有五公祠、苏公祠、浮粟泉等古迹及地名[4]。柳宗元在柳州致政和推广文化，人称其“柳柳州”。
历史上来自岭南的朝廷命官同样对岭南发展做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人们也以建筑物地名来纪念他们。如唐朝官至丞相的“岭南第一人”张九龄领导开凿了梅关道，后人为纪念他而设的“风度路”，为纪念北宋著名政治家余靖而建“风采楼”。此外还有海南的海瑞墓，广州的秉正街(纪念张戊父子)、崔府街(纪念南宋丞相崔与之)、李家巷(纪念南宋清官李昴英)、仰忠街(纪念明代名宦周新)、湛家大街(纪念明代教育家湛若水)、五眼桥(纪念明代户部尚书李待问)等等[5]。
1．3 历史地名反映当时的社会状况，是历史的活化石
秦代为了统一岭南开辟了新道灵渠，沟通了长江、珠江两大水系，不仅保证了当时军事上的运输，而且从秦汉到隋唐一直是中原入粤的重要通道。灵渠的斗门，被认为是船闸的先导，有世界上最早的通航设施，其设计的先进性反映了当时的科学技术水平。
自明朝中期开始，岭南亦有不少农民起义反对封建统治。如花县盘古岭农民起义，明朝统治者为加强其统治而在花山寨设县称“花县”。明弘治二年(1480年)谭观福、张洪佑举义，由刘大厦讨平，为防农民造反，第二年便从原番禺县划出部分地域建从化县，取“远氓归化”之义。明朝中期，岭南有黄萧养为首的举义，珠江一战，痛歼官军。景泰元年(1450年)白鹅潭江面决战，黄萧养中箭坠水牺牲，民间有白鹅背负黄萧养而去的神话，白鹅潭也因此得名[5]。
唐宋时期是我国历史上岭南对外贸易的鼎盛时期，形成了著名的“海上丝绸之路”。广州是我国当时最大的港市，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广州东部黄埔庙头村南海神庙一带，外国商船云集，船在此舶岸并在镇上交易，不少商人还在广州定居，其家居地名曰“番坊”，附近建怀圣寺和光塔，为中国最早的清真寺，现有光塔路等地名。
2 岭南地名文化的地理特色
2．1 以自然地理景观命地名
岭南多低山丘陵，尤以低丘陵为多，当地人们称之为岗，尤其是珠江三角洲边缘地带，以岗命名的地名也多。如广州的桂花岗、龟岗、七星岗等，深圳的龙岗、横岗，东莞的双岗，三水的高岗等。粤语一般称小河为涌、津、濠，故珠江三角洲水网地区多带这些词，如车陂涌、东壕涌，龙津路，寺贝通津、西濠等。水边地多称浦(埔或圃)，如黄埔、东圃、江浦等；水边码头称为埗(步)，如增埗大街，步头街等；堤围称为基或围，如新基路、水松基、同德围、永安围等；河滩地或海滩地称沙，如鸡抱沙、大沙头等；河流缩窄的地段称为 或漖，如思贤 ，鹿步 、东漖等。
2．2 以地理环境变迁遗迹命地名
广州市附近的珠江不断沉积，江面日益缩小，江中沙洲、基岩、滩地不断并岸，或三角洲不断向海延伸扩展，原来的海涂滩地变为陆地，地名反映了变迁前的地理环境[3]。如广州的海傍街、西湖路、仓边路、元运街。潮洲的庵埠镇原来在海滨，建有贸易码头称埠，现该地离海相去甚远，码头早已消失，但仍保留埠的称谓，庵埠镇牛头山还保存有完好的古海蚀石遗址。
2．3 以人文景观命地名
以古建筑物命地名，如三眼井街、旧仓巷、迎宾路、恤孤院路；以古城墙城门命名，如文明路、小北路，朝天路；以旧官署命名，如南海县街、保安街；以文化教育机构命名，如学宫街、培正路、教育路等，以寺庙命名，如应元路、六榕路等；以交通设施命名，如流花路、万福路、站前路、广九马路等；以古园林命名，如东园路、昌华大街、晚景里等；以地理位置命名如环市东路、解放北路、广园中路等。
2．4 以地理位置特征命名
用东、西、南、北、中方位词标示地名的地理位置，如人民(北、中、南)路，广源(东、中、西)路等。或以数字的排列顺序表示相对位，如中山(一至八)路，由东向西排列，建设(二至六)马路，由西向东排列，龟岗(一至五)马路和农林上路(一至九)横路，均由南向北排列，合群(一至四)马路则由北向南排列。此外，还用前、后、左、右、边、邻、畔、外、对面等词表示地名的相对位置，如仓边巷、造币右、寺前街、仙邻巷、濠畔街、飞来对面巷等。
2．5 地名反映地理环境
以广州为例，广州市地形从北到南依次为低山丘陵、台地、平原、河谷。与低山丘陵相应的地名有摩星岭、白云山、瘦狗岭和越秀山等；台地低矮平缓，多以岗命名，如赤岗、龟岗、象岗、七星岗、宝岗等。平原则以浦、洲、圃、 命名为多，河溪多以濠、涌、港、 、津等命名。
3 岭南地名的民族特色
岭南是早期土著民族南越族的集中居住地，南越族没有文字，只有语言，属壮侗语系。虽然后来南越族大部分被汉化，但在地名方面却留下其印记。古越族人被称为蛮夷，史籍则称之为乌蛮、乌浒或良壮，故以乌、良起头的地名颇多，如雷州和增城的乌石、韶关的乌迳镇、从化的良口、阳江和新兴的良洞，广州、高明和吴川的良村等。南越族古称俚僚族，除逐渐汉化外，部分后来演化为黎、壮、瑶、畲等少数民族，散居在岭南各地，他们的语言文化都具有浓厚的古越族特色[3]。如瑶族是古南越族重要的一支，祀盘古王(皇)，其居住地多设古庙，现岭南各地仍有不少盘古庙及其遗址。如花都的盘古洞、盘古神坛，佛山、南海、龙门、新会等县市史志中都有盘古庙的记载。瑶族所在的地名多带畲、斜、盘古、瑶等字，但今广东许多非瑶族居住地仍有此类地名，如南海的瑶头、增城的斜坑圆，龙门的黄吟畲、佛岗的盘古岭等。
古俚僚族一支后来演化为黎族，其所在地名多带“那”字，但今两广及海南汉族地区带那字的地名都很普遍，如海南的那大，徐闻的那屯、雷州的那里、电白的那霍、台山的那扶、阳江的那洋等。壮族亦属古越族支系，分布于今粤西、广西，壮语一直保留古越族的语言特点，如对山谷的命名多带“六”、“罗”(山之意)，或峒(洞)(山谷之意)。但今非壮族地区仍有此类字的地名。带峒或洞字的地名，如广州的龙眼洞、廉江的良峒镇、从化的三百洞、广宁的洞头等；带“六”(“禄”)或“罗”字的地名如广州的罗岗、广东罗定的罗阳圩、电白的罗坑镇，花都的六夫岭、增城的六湖顶、云浮的六都、鹤山的禄洞、台山的禄山、高要的禄步镇等。隋唐以前，南越族人聚居地如村寨等较大的聚落，多以“古”、“都”、“思”命名，这些字仍然可在现今地名中找到，如从化的古田、顺德的古楼、中山的古镇、新会的古兜山，信宜的思贺镇、高要的思福、郁南的思磊、新兴的思本等，云浮的都涝和六都、封开的都族、罗定的都门乡等。广西壮族地区还有许多带雒(骆、罗、碌)、布、那、古、驮、板、百等字的地名，这些字也是现今壮语地名的常用字。现今岭南地区除汉族外，仍然是古越族后裔形成的少数民族聚居之地，如广西的壮族、广东的瑶族、海南的黎族，在一些偏辟地区甚至还有古越族群体遗存。如从化吕田的本地人群体，其服饰打扮继承了古越人的习惯，粤语中也保存了部分古越语成分，如小孩称尊敬的老妇人为“阿白”等。
由于岭南地名具有浓厚的民族特色，在地名管理方面既要尊重民族习惯，保持民族特色，防止不顾当地居民习惯，把地名一概汉化或洋化，但也不能因循守旧。如壮语用字读音都很混乱，与汉字相差很大，不利于地名标准化，有必要进行改革[6]。可以选取当地少数民族喜闻乐用，并兼顾其他各地同类少数民族历史上的常用字取代俗用字，避免一些“见字会意”的不雅地名用字。在壮语地名汉译时，尽量选取与声、韵、调有对应关系的普通汉字取代俗字。
4 岭南地名文化的开放性与兼容性
岭南文化是一种开放性文化，既与中原文化交流，又向外国文化开放，故其吸取了中原文化和外国文化的精华，独具特色。自秦汉以来，中原人士就频繁到岭南为官、经商、旅游等活动。秦统一岭南后，命任嚣为南海尉，赵佗为龙川县令，赵佗还在岭南建南越国；西汉初年陆贾两度到番禺劝佗归汉；伏波将军路博得是平定南越的功臣；东汉末年步骘重修番禺城，并把交州迁治番禺；晋代葛洪两次到广州；著名诗人、旅游家谢灵运流放广州；唐宋以来宋景、杜估、李德裕、李纲、赵鼎、胡铨、李光等政治家，韩愈、苏东坡、许浑等文学家都在岭南活动过。上述活动对岭南文化的形成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秦汉以来岭南地区还是著名“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两晋南北朝时期广州成为我国南方“海上丝绸之路”的主港，唐宋时代是岭南对外贸易的全盛时期，“海上丝绸之路”从波斯湾延伸到东非，扶胥镇(今黄埔庙头村)是当时广州的外港，外来商船多泊于此，港前的南海神庙成了船舶出海前必登拜祭之地[7]。外国人来广州定居经商，形成外国人聚居的“蕃坊”，宋代在蕃坊区设蕃市、蕃学。随着对外贸易的进行，外国僧人也随之进入岭南传教，如梁朝印度僧人达摩来广州建“西来庵”，该地也被命名为“西来初地”。唐贞观年间，穆罕默德近臣宛葛素从海道到广州贸易并传教，在城西建怀圣寺和光塔，他在广州死后葬桂花岗，墓地称“清真先贤古墓”，又称“响坟”。明清时期实行海禁和闭关政策，广州成为全国唯一的对外通商口岸，清政府还指定专门的商行从事外贸活动，这些商行后来发展成著名的“十三行”。
但是，在清代外交史上由于清政府的腐败，对帝国主义的屈辱，使中国成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殖民地文化也随之进入岭南，并在地名文化上留下深刻的印记。尤其是港澳地区许多地名反映了殖民统治者侵略的痕迹，如香港的英皇道、维多利亚港、伊利沙白医院，澳门的葡京大酒店，广州的恤孤院路，湛江的东营、西营等，寸金桥则反映了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史迹。
5 岭南地名文化深受近现代革命史的影响
岭南地区在近现代革命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始终处在反对外来侵略和反封建斗争的前列，又是大革命时期革命的策源地。明清时期黄萧养起义抗明，洪秀全金田起义反清，建立威振神州的太平天国，后孙中山组织同盟会进行反清朝封建统治的斗争，3·29起义血染黄花岗，孙中山三次在广州建立革命政权；第一次国共合作，岭南成为革命的中心，毛泽东、彭湃先后举办农民运动讲习所。省港大罢工，建立黄埔军校和东征、北伐，抗日战争和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等都在岭南留下了丰富的革命史迹和地名，如广州的先烈路一带的烈士墓园、纪念碑及有关地名如起义路，黄埔军校等。其他还有海丰的红宫和红场、花都的洪秀全故居、韶关的双峰寨旧址、梅州的三河坝战役烈士纪念碑、惠州的惠东红军医院旧址、江门的粤中纵队苏维埃旧址、肇庆的叶挺独立团团部旧址、湛江的寸金桥等。
岭南文化历史悠久，内涵丰富，其地名文化除体现了上述特色外，还有文艺、饮食文化方面的特色。众所周知的岭南画派、岭南盆景、广东音乐、粤剧等，食文化方面的广东菜，茶文化方面的茶楼、潮州功夫茶，宗教文化如崇拜龙母、妈祖、盘古等，这些都对地名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如遍布岭南地区的茶楼、粤菜馆、潮菜馆、音乐茶座，以及各种庙宇如龙母庙、妈祖庙、黄大仙庙、盘古庙等。
6 地名管理中一些地名文化现象的探讨
6．1 外国名字地名的处理
在漫长的殖民半殖民地统治期间，我国地名文化深受殖民地文化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后，彻底地结束了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历史，很多反映殖民地文化的地名被废除更改，增加了许多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友好交往的地名，如遍布全国各大城市的友谊商店等地名。但地处改革开放前沿地带的岭南，自改革开放以来在地名命名中却吹来一股崇洋媚外的不良文化之风。不少大厦、商住小区纷纷以外国名字命名为荣，如帝国大厦、蒙地卡罗山庄、莱茵花园、澳洲山庄等，路牌也用洋文拼写。针对这些情况，国务院颁布的《地名管理条例》规定，不得用与外国的地名、人名相同或相近的名字命名，地名的命名不得有损我国领土主权、民族尊严和人民团结，以及与国家方针、政策相违背。国家民政部也发文重申地名标志不得用外文拼写，而应以国家公布的汉语拼音方案作为中国地名的罗马字母拼写规范，不合上述规定的应更名。但一些物业业主则以更名会带来重大经济损失，或认为其名字与外国地名有不同涵义并非是外国名字，或以省市领导题字为理由，拒绝更名。我们认为这些理由都是不成立的，这些地名必须更改，但为使因更改地名而带来的经济损失减小到最小程度，可以给予一定时间作为过渡期。如不更改，将会给后来者在地名文化方面开一个不良的先例。在这方面香港驻军军营的更名是个良好的范例。
6．2 以地理特征命名地名应有利于地名管理
以地理特征命地名仍是现今地名管理的基本原则之一，它不但可以反映该地的地理环境特征，而且容易记忆和查找。比较长且四正的街道，可以东、西、南、北、中方位分段命名，如广州的东风(东、中、西)路、解放(北、中、南)路等。非四正者则可以一、二、三、四等数字分段命名，如广州的中山(一至八)路等。但这类街道分段数字不宜太多。有人建议把广州中山路和环市路往东延伸到黄埔区政府所在地大沙镇，取消现有与这两条马路相接的黄埔大道、中山大道和天河路。我们认为这是不可取的。原因是现有的中山路由东往西已有中山一至八路，如从中山一路再往东延伸，路长将增加一倍多，路段也将增至十几个，门牌号码数字将增至4至5位数。这将引起不必要的混乱和管理上的困难。而且延长后的路段命名如何按数字排列与现有路段衔接也是个难题。至于环市路经过改造已与内环路连成一体，如再从中伸出一段，则又名不符实了。
一些水陆变迁比较明显的地方，仍可根据原有自然景观或人文景观特色命名，不宜另起名字。如番禺龙穴岛附近海域经人工围垦即将成为陆地，这里有奇特的地貌景观“龙穴”，即海蚀洞穴，以及与“龙穴”有关人物张保仔的神奇传说。将来在这里建立行政管理区或建设旅游景区都应以“龙穴”为主题命名，既可保持原地名的历史地意义，又使该地更具旅游开发价值。
6．3 历史地名的管理应遵循历史唯物论原则
历史地名是长期历史的沉淀，无论是统治者为巩固政权而设立的地名，还是民间为纪念反封建统治斗争而形成的地名，或是人们在开发岭南，发展经济过程中而成的地名，经过历史的陶冶，能够长期保留下来，沿用至今者，都有一定的历史价值。在地名管理上不应割断历史，一概排斥或全部复古，而应古为今用。一些为人们喜闻乐见的名字，仍可作为现今地名命名的依据。如近年来命名的五羊村(源于五羊仙人的传说)、白天鹅宾馆(源于白鹅潭的传说)、海印桥(源于海印石)等，都是古为今用的成功例子。但对一些名字并不很优雅，但有较长历史和知名度，使用频率也较高的地名，更名时则要慎重。如广州东北郊的瘦狗岭，因山形像瘦狗而得名。以动物形状命名，反映了古南粤族崇拜图腾文化特征[8]，并无贬义，有人建议此名不雅，应以更改。据考证，此地名形成于清初，已有几百年历史，知名度较高，使用亦频繁，附近已有与此名相同的派生地名，如瘦狗岭路等。如果更名，不但会造成管理上的混乱，而且会失去地名的历史价值。为保持地名的稳定性，这类地名不应更改，但附近派生地名的命名如街路、小区等则可不必采用此名。
对于有革命纪念意义的地名，为发扬革命传统，不要随意更改。对于以中国革命史上有重要影响的领袖人物名字命名的地名，如以孙中山先生名字命名的地名，在全国大小城市几乎都有，如中山路、中山纪念堂、中山大学、中山纪念中学等。虽然我们反对以领袖人物名字命地名，但因孙中山先生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是中华民族的杰出代表，他的名字已经超出他个人的范畴而代表中华民族，故这类地名具有纪念意义，应发扬光大。广州的孙逸仙纪念医院就是1985年为纪念孙中山先生在此行医并宣传革命而重新命名的。
岭南地名文化除保持传统的特色外，还应随着岭南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而发展，在地名管理上也应有所创造和发展。只有充分了解岭南地名文化的特色，才能纠正地名命名中的不良文化倾向，使地名管理逐步走向规范化、标准化的轨道，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服务。
参考文献：
[1]
李勤德，刘汉东.岭南文化论[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6.253-254.
[2]
广东省今古地名词编纂委员会.广东省今古地名词典[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1.1-2.
[3]
广州市地名学研究会，广州市地名委员会办公室.广州地名古今谈(第二辑)[M].广州：广东省地图出版社，1992.87-185.
[4]
余国扬.南海明珠海南岛[M].广州：广东省地图出版社，1985.139-144.
[5]
广州市地名学研究会，广州市地名委员会办公室.广州地名古今谈(第一辑)[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0.177.
[6]
中国地名委员会办公室.地名学文集[M].北京:测绘出版社，1985.226-232.
[7] 周
萍，司 琪.海上丝路:延续昨日的辉煌[N].羊城晚报，2000-05-25(C1).
[8]
余天炽，覃圣敏，蓝日勇等.古南粤国史[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8.187-18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