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课教师郭海菊生前获得的荣誉证书和她与学生们的留影
郭海菊的小女儿独自做作业。而往常妈妈会坐在女儿身边批改作业
郭海菊的家，在新疆额玛勒郭楞乡6队，行政名称是恰尔格阿吉尔干西村。
在这个人口仅300多人的小村，郭海菊任教的中心校恰尔格阿吉尔干西村教学点承担着本村和邻村孩子小学阶段的义务教育工作。村里不少人告诉记者，他们不仅是郭老师的学生，他们的孩子也是郭老师的学生。
郭海菊给村民留下的最深印象是，平时从不和人脸红的郭老师，竟然当着众人把校长打了。
郭海菊死前一个多月，中心校校长巴特那生专程从乡里赶来通知她，以后不用来代课了，学校派了新老师。“那天，郭老师和校长吵起来，我们都过去劝，郭老师后来抬手扇了校长一耳光。”村里的前村支书王长治说：“我们也觉得奇怪，郭老师是不是犯啥错了，咋学校说开除就开除呢?”
郭海菊的丈夫李昌秘告诉记者，郭海菊从1984年起就在甘肃老家当民办老师，1992年他们结婚后，郭海菊来到额玛勒郭楞乡乡继续担任代课老师。这16年，除了周末，她天天夹着教案去给村里的娃娃们上课。而且一直包班——语文、数学、音乐、美术、体育……都是她一个人教。
直到死前，郭海菊的工资每月拿400元，寒暑假没有工资。
“那天打了校长后，她回到家一直在哭。”李昌秘说：“她接受不了就这样回家。她一直等着转正呢。”
当时，45岁的郭海菊是中心校年龄最大、教龄最长的代课老师。按照国家政策，1984年之前的代课教师可以无条件转为公办教师，但郭海菊被漏掉了。郭海菊曾从甘肃漳县教育局调出了她当年的工作表、调令等，希望自己能被批准转为公办教师，但事情一直没有进展。
郭海菊专门去讨要的那张工资卡，在代课老师们的眼中有特殊的意义。郭海菊的妹妹郭小丽(也是代课教师)告诉记者，代课老师和学校没有任何聘书、合同，她们每学期拿上工资卡，才感觉代课的资格有了着落。
中心校校长巴特那生告诉记者，当时发放工资卡时，由于校内工资卡少、老师多，有两三名老师没有拿到工资卡，郭海菊是其中之一。
郭小丽告诉记者，4月17日当天，郭海菊忽然从6队赶到中心校，走进校长办公室，一见到校长就哭了起来，整个人颤抖得说不出话。她替姐姐问校长要工资卡，校长说，工资不少你一分钱就行了，为什么一定要拿到工资卡呢?正说着，忽然，“咚”的一声，郭海菊突发脑溢血跌倒在地上，不省人事了。
“我们把姐送到额敏县医院，抢救了30个小时，人还是没了。”郭小丽说。
郭海菊死后，她的追悼会是在家里开的，很多村民自发来到她家为她送行，中心校的代课教师们也都来了。
“代了20多年课，最后落得这个下场，我们几个女老师一进门就忍不住哭了起来。”和郭海菊在一个教学点代课的唐建东说：“想想就让人心寒，我们和人家公办教师干一样的活儿，但拿不上一样的钱，就是死了也无法享受一样的待遇。要是有一天，学校不要我了，或者我上课期间出个啥事，也是没办法。”
唐建东说：“20年前，校长找到家里，劝我来当代课老师的。当时那个村太远、太穷，没人愿意去当老师。我一直都想着，过几年就能转正，这一等就是20年。”
“除了语文、数学课要认真备课外,体育课,我们就让学生自由活动;美术课,让学生自己画画;最难的是音乐课,我们自己听广播，学儿童歌曲再教学生唱。”同样当了20年代课教师的陈连贺说：“自从当了老师，我一天到晚简直忙得不着家。好几次大家说去县上找找领导，问问代课老师到底有没有转正的希望，但一直没时间。”
唐建东说，尽管条件艰苦，但是站在讲台上，看着孩子们认真地学知识，她心里有种不说出的满足感。
“我刚当老师不久，有一次病了，连续两天没去上课。第三天到班里，学生们一下围过来，有的还抱着我直哭鼻子。”唐建东听说：“学生们是怕老师以后不来上课了。”
但是这些精神上的成就感并不能解决代课老师面对的现实窘迫。“在村里，谁家有代课教师，谁家准穷。”一个代课老师说：“种地也比代课挣钱多，就这样，这工作还不稳定，郭海菊就是例子。”
“一个月400元的工资太低了，还不如在饭馆端盘子挣的多。”一位代课老师说：“这些年，不少人嫌工资低走了，我们这些留下的就是在指望转正。”
唐建东说，郭海菊去世前一个月，自己接到校长通知不用再来上课后，她曾流着眼泪说：“我45岁了，老了，学校不需要我了。我是不是真该走了?可我心里咋就这么难受!”
今年10月份，新疆额敏县举办了一次人才交流会。中心校的30多个代课教师，几乎全部从乡里赶到县上去参加招聘。“随便一个端盘子的服务员，工资都开到一个月800块呢。”郭小丽说：“大家看着招聘会上各单位的工资待遇，心里都不是个滋味儿。”
“我一看，宾馆招个拌凉菜的，一个月工资1500元。拌一个月凉菜，差不多抵得上我们代课一个学期。”唐建东说：“真能聘上去拌凉菜，也是个出路。反正啊，看招聘会上的岗位，干啥都比代课挣钱多。”
说到“出路”，在代课教师心里，最渴望的是转正成为公办教师，但这些年转正似乎离她们越来越远。
此前，代课教师转公办教师有两次机会，第一次是1992年到1995之间，县上举办了教师进修班，通过进修有机会转正。当时进修班学费高达10000元，大家私下称“万元班”，能交得起万元学费的人寥寥无几。
“我和我丈夫一起当的代课教师，当时我们狠心借了1万块钱让他上进修班。”代课老师陈连贺说：“进修后，他转正了。他现在月工资是1800块，我一个月还拿400块。”但这1万元的债务，夫妻俩足足还了好几年。
第二次是1997年，塔城地区执行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下发的文件，1984年之前任用的代课教师(当时称民办教师)、以及中专以上文化的代课教师可以转正。当时，唐建东等老师或因教学时间短、或因为学历不够(她们为高中学历)没有赶上，郭海菊就是这一批漏掉的。
从2006年开始，自治区制定了《人才储备编制计划暨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旨在逐步解决农村中小学校师资总量不足和结构不合理等问题。但这项人才补充计划，却让代课教师们产生了危机感——特岗教师的招聘，要求年龄在30岁以下。而她们教龄大多在10年以上，年龄在35岁以上。
当了18年代课老师的刘继华说，现在她对桌的李巧老师就是她当年的学生，李巧通过特岗招聘成了正式的公办教师，拿着1000多元的工资，而她还是拿400元的代课老师。“每次喊李巧"李老师"，我心里就难说那个滋味。”刘继华说。
“郭海菊?代课教师的待遇问题?”当记者见到额敏县教育局局长郑国辉，讲述了郭海菊和其他代课教师的种种艰辛后，这位县教育局长皱着眉头，半天憋出一句话：“我就是代课教师出身的，我比你还难受。”
郑国辉介绍说，额敏县在册的代课教师人数是239人，这些教师对于补充额敏县师资力量的不足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其中相当一部分代课教师可以说是骨干教师。
“国家曾经出台过清退代课教师的文件，但只清退不补充，学生的课谁来上?”郑国辉说：“教育部门只是政策的执行部门，面临着很多实际困难。不用代课老师，一些乡村学校无法正常开课；老师来了，编制又不够。代课老师拿着400元代课工资，却干着和公办教师一样的活儿，这让我也很无奈。”
郑国辉介绍说，目前全国的代课教师大约有44万人。“这是历史遗留问题。而且这个问题也不是一个县级的教育部门、甚至省级政府能解决的。”
在郑国辉看来，额敏县维持目前代课教师的待遇已“拼尽全力”。目前，在额敏县这些教师的工资一部分由县财政按照人头数下拨到各学校，一部分从各学校的可支配的收入中拿出来。
此外，面对郭海菊家人的质问，郑国辉也感到一种隐藏的“危机”，长期以来代课教师和学校不签订任何劳动合同，一旦出现纠纷，双方的权利和义务都无法保证。
“《劳动法》规定要合法用工，长期用工必须给职工缴纳"三金"。但是工资能挤出这400元已经不容易了，哪有钱缴"三金"呢?”郑国辉。
此前，郭海菊的家属也曾多次找到郑国辉，要求给郭海菊一个说法。郑国辉多次无奈回应：“实在不行,你把学校告到法院去。这事情，还真不是我这个局长能解决的!”
“这样使用代课教师，确实有风险。”巴特那生说：“但是在我们学校，小学部20几个老师里，公办教师只有两三个，不用代课老师小学部就得停课。事业编制，不是学校能给老师们解决的，县上也解决不了。”
据了解，郭海菊死后，巴特那生以个人名义拿出两万元，安抚和救济郭海菊家人，同时要求对方不再纠缠状告学校。(来源：亚心网徐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