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日报作品回放:为什么有些人“谈富色变”

  为什么有些人“谈富色变”(节选)

  作者正坤(原载1979年9月7日一版)

  古时候,有人“谈虎色变”,这不奇怪,因为虎是要吃人的。可是在当今的社会主义社会里,却有人“谈富色变”,这就奇怪了。有些人听到要让一部分农民首先富裕起来就吓一跳,好象社会主义的“富”也象老虎一样要把人吃掉。

  “谈富色变”者的一个忧虑,是怕抓了钱会丢了粮,“离纲背向”。他们不懂得社会主义就是要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需要,使人人过上富裕日子的道理。三十年的实践证明:在农业尚未实现机械化以前,“单打一”地搞粮食生产,是很难使集体富裕起来的。只有充分利用我区优越的有利条件,大力发展热带作物、畜牧业和工副业,使集体富裕起来,才能更快地把粮食生产搞上去。保亭县什玲公社有个什教生产队,一九七六年前“单打一”搞粮食生产,几乎没有什么现金分配,日子越过越穷,吃粮食回销、生产靠贷款。打倒“四人帮”后,新任的队长大胆抓钱,安排劳力搞副业,办起了一个有种胶、养鱼、种菜、养三鸟等多种经营项目的经济场,第二年就收入一万多元,还清了国家贷款,还余下三千多元扩大再生产。由于生活安排好,社员齐心干,把粮食生产迅速搞上去。今年口粮分配从原来的平均每人每月二十斤增加到四十多斤。象这样的例子各地都有。可见,那种担心“抓了钱会丢了粮”的顾虑是多余的,也是不符合农民的实际心理的。

  “谈富色变”者的忧虑之二,是担心鼓励“让部分农民先富起来”后,会造成“两极分化”、“走回头路”。在他们看来,走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道路,就是要富一同富,要穷一起穷;让一部分农民先富起来,就会造成富的富,穷的穷,两极分化。这是一种误解。所谓“两极分化”指的是富的越富,穷的越穷。社会主义制度不允许雇工、放债和私人买卖土地,不会产生剥削和被剥削的阶级,怎么会产生“两极分化”呢?我们党要领导农民坚定不移地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道路,这是毫无疑义的。但共同富裕不等于平均主义。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是各尽所能,按劳取酬,多劳多得,有劳动能力而不劳动的不得食。人们由于劳力强弱、技术高低、劳动态度好坏等的差异,在经济收入上也就存在着差别。但这种差别和“两极分化”不是一个意思。因为社会主义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集体经济不断发展,“水涨船高”,大家也都上升,只是有的人上升快些,有的人上升慢些吧。因此,让一部分农民首先富裕起来,是符合客观规律的,也是体现了按劳分配原则的。这种分配上的差别,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还是存在的。只有奋发劳动,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才会逐步缩小这种差别。

  “谈富色变”者的忧虑之三,是担心鼓励社员发展家庭副业,会搞垮集体经济,造成资本主义泛滥。他们说:“集体富裕可以,社员发家致富不可鼓励”。他们主张限制社员家庭副业的发展,使家庭副业的收入不得超过集体分配部分。这些同志无疑是受了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影响,错误地把家庭副业当作资本主义的东西了。新的《六十条》重申:家庭副业是集体经济的必要补充,是社会主义经济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鼓励和扶持社员发展家庭副业,是合理合法的。特别是在目前集体经济还不那么富裕的情况下,提倡集体和个人一起上,鼓励社员发展家庭副业,为社会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更有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促进干部思想解放的有力一评

  本报记者张苏民

  “谈富色变”,这对现在的人来说,也许觉得有些不可思议。然而,对于1979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刚刚吹拂祖国大地的年代,“富”,却是一个让一些人无法接受的字眼。

  1979年9月7日《海南日报》一版刊发的评论《为什么有些人“谈富色变”》,就曾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文章的作者,《海南日报》原总编室主任张正坤,向记者讲述了当年撰写这篇稿件的来龙去脉。

  张正坤告诉记者,那时,他在报社驻自治州记者站当站长。三中全会刚刚开过,经常有大大小小的会议,贯彻学习三中全会精神。在各种会议中,他发现一个现象:关于“是否要让一部分农民先富起来、如何让一部分农民富起来”经常是这些会议争论的焦点。有的干部建议把田地承包给农民,但有不少干部反对。反对的理由就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社会主义不就变色了吗?不就是走向资本主义了吗?

  然而,长年驻扎在农村,长时间对农民生产生活进行采访报道的张正坤,对联产承包制带来的好处却是深有体会的。他告诉记者,他曾见过许多实例,也写过类似稿子。例如稿件《联产联了心,黄土变成金》,写的就是乐东一个生产队,原来很穷,农民连饭都吃不饱,后来搞联产承包,农民不但能吃饱饭,还能有余粮,大家的积极性也提高了,生产队可以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根据自己平时采访所见所闻以及领会三中全会精神,他知道,农村应该走这条路子,但是许多干部的思想就是一时转不过弯来。于是,针对干部中存在的这种陈旧保守思想,评论《为什么有些人“谈富色变”》就这样产生了。

  评论发表后,犹如一颗石子掷进湖中心,激起了一圈又一圈的涟漪。紧接着,保亭当时召开县、公社、大队三级干部会议,学习三中全会精神,会中仍在争论这个问题。张正坤抓住这个机会,找了许多参会的各级干部进行采访,采访中都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为何少数民族地区落后?根据对干部们的采访,采写了稿件《为什么民族地区落后》这样一篇会议侧记,认为正是当前的生产体制约束了大家的积极性。

  这两篇稿件连接发表后,引起了当时自治州领导的重视。州委书记找张正坤去座谈,认为这样的宣传非常及时和到位,对工作的推动作用相当大。州长也对此十分赞赏,认为这两篇报道可以让大家充分了解到民族地区为什么会落后,原因就是观念陈旧,思想不解放,只有改变“谈富色变”的观念才有出路。报道得到当地领导的认同,无疑也加大了宣传的力度和范围,对于当时各级干部的解放思想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张正坤告诉记者,后来海南改革开放的步伐还是比较快的,许多地方都陆续实行了联产承包,《海南日报》也及时地进行了报道。他记得,后来他还写过一篇关于两个生产队对比的稿子。这两个生产队土地资源、人口、收入都差不多,但一个改革开放的脚步迈得快,很快实行了联产承包,另一个因思想不解放,迟迟不开展联产承包。结果,当前一个生产队的农民手中渐渐富裕有了余钱,后一个生产队的农民却依然吃不饱饭。

  通过新闻宣传和实践,干部们的思想也逐步得到了扭转,“谈富色变”也变成了“闻富则喜”。

  作/品/延/伸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经济体制改革的浪潮首先从农村掀起,其主要内容是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由安徽、四川农民于1978年底1979年初率先实行的这项改革,在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支持下,迅速扩展到全国农村,使农民告别了人民公社制度,也推动了中国农村各项事业的蓬勃发展。

  联产承包责任制,是中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实行的由生产任务承担者对其生产成果负责并按产量或产值计算劳动报酬的一种生产责任制。联产承包责任制始于20世纪50年代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时期,文化大革命中遭批判禁止,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得到恢复并获得发展。

  把知识献给   开发宝岛的壮丽事业(节选)   ——从一批来信中引出的报告

  作者张世耀伍思俊(原载1983年4月29日第一版)

  我们面前摆着一批信件。这是中央决定加速开发建设海南的消息传开后,近一个月来,从全国各地大中城市给海南区党委、区公署领导同志写的信。写信的人,大都是学有专长的中青年知识分子,他们自愿要求到海南岛来参加开发建设工作。

  读着这些信件,我们深为他们的赤子情、报国心所感动。下面,让我们将这些信件的主要内容报告给广大读者。

  做立志改革的新一代

  在这些信件中,有三封是从上海寄来的。其中有一位来信者是中国科学院上海原子核研究所八二届毕业的研究生,毕业后留所从事科研工作;一位是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青年研究实习员。今年三月下旬,他们从报纸上看到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加快海南岛开发建设的消息,深受鼓舞,立即写信给区党委领导同志,询问海南大学的筹办情况,表达了他们要求参加海南岛开发建设的心愿。

  越是艰苦的地方越要去

  西安市有一位二十八岁的女青年,几年前毕业于西安外语学院英语系,现在工作在陕西省一个外事单位。她从《中国日报》上看到海南岛的发展规划和雷宇同志对记者的谈话,知道海南开发需要人才,心情异常激动。她在信中说,我懂英语,也学过法语,我可以搞教学工作,可以搞文学翻译,也可以搞旅游,我希望能用自己的知识为海南岛的建设事业做出贡献。

  贵州省统计局财贸处有一位青年干部,一九八零毕业于贵州省银行专科学校。他在信中说:“我现在还很年轻,愿意到祖国的边疆——海南岛来参加经济建设。海南岛目前的生活虽然艰苦。但是,正因为生活艰苦,条件差,所以我才要求到海南来,用自己的双手改变它的面貌,这是我的愿望,也是我们新一代青年的责任。我自己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并且得到了父母的同意和支持。”

  夫妻的共同心愿

  在这些来信中,有三封是夫妻联名要求来海南岛参加开发建设工作的。他们的小家庭,现在分别在武汉、贵阳和湖北省新兴的“车城”十堰市。当他们看到海南宝岛即将起飞的报道后,夫妻间互相勉励,互相支持,决心举家携眷到海南岛扎根立业,把“家”安在祖国开发建设最需要的地方。

  湖北省十堰市食品公司一位年轻的经理,在和妻子联名写的来信中,还附了他妻子写的一首抒怀诗:“愿去天涯海角,献身海南宝岛。壮志事业开拓,不顾山高路遥。”

  誓为宝岛献青春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山西省太原市和广东省梅城,有七位大学本科毕业生,得知海南岛即将起飞的消息,满怀激情地投来了“决心书”、“请战书”。

  山西财经学院贸易经济系有一位今年应届毕业生,正面临人生道路上的一次重大选择:大学毕业后是要求分配返家乡——河南郑州,还是凭着自己的“三好”成绩留校或安排在太原?他想起家乡河南“物华天宝,钟灵毓秀”,有父母兄妹,还有女朋友,要求回去,“得之于情,止之于理”;太原,这不仅是自己四年苦读的地方,也是一座美丽的城市,留在太原,也能够很好地生活和工作。然而,当他读了有关海南岛“今年起飞三年变样”、急需人才的报道,当即选中人生去向,决定到“天涯海角”来贡献自己的青春年华。

  我们时代的雏燕啊,宝岛热情欢迎你,勇敢地展起你的双翼飞来吧!

  颂扬热心宝岛建设的有志之士

  本报记者徐珊珊

  “海南岛目前的生活虽然艰苦……所以我才要求到海南来,用自己的双手改变它的面貌。这是我的愿望,也是我们新一代青年的责任。”这是一封1983年从贵州寄到海南的信。27年过去,透过发黄的陈旧报纸,重读这些朴素的文字,信中洋溢的青春活力和理想激情依然令人动容。

  当年,中央决定加速开发海南的消息传出后,全国各地热心海南建设的知识分子纷纷来信,自愿要求到海南工作。根据这批来信内容,张世耀和伍思俊共同采写的通讯《把知识献给开发宝岛的壮丽事业——从一批来信中引出的报告》于1983年4月29日在《海南日报》头版头条刊登,并配发了本报评论员文章《欢迎您,建设宝岛的有志者》。

  年近七旬的张世耀和伍思俊回忆起20多年前采写这篇稿件时的情景时,仍激动不已。当时海南尚未建省,经济基础非常薄弱,很多人视海南为畏途,望而却步。1983年4月1日,《加快海南岛开发建设问题讨论纪要》以中央11号文件的形式批转,“中央决定加快海南的开发建设,在政策上放宽,给予较多的自主权。”政策传出后,全国各地有志之士纷纷来信,希望将自己的聪明才智献给海南岛的开发建设。

  中央政策的出台,不仅从根本上转变了国家长期以来将海南主要作为国防前哨而采取的重国防、轻建设的工作指导思想,而且明确了海南工作的重点是对外开放。

  《把知识献给开发宝岛的壮丽事业》刊登后,引起社会各界对海南发展和人才建设的广泛关注。社会各界纷纷表示,海南发展除了要大力引进人才之外,还要重视人才,爱护人才,切实发挥各类人才的作用。

  “当时很多人怕辛苦,都不敢来海南工作。这篇通讯的发表,起到了积极的鼓励作用,吸引了全国更多的人才涌入海南。”伍思俊表示。

  随着海南的不断开发建设,“人才热”在1980年代中后期达到高潮,海南成了全国各地人才向往和憧憬的热土,甚至出现了“十万人才过海峡”的壮观景象。

  这种空前盛况在海口市委党校教授鲁兵的著作《海南特区发展史论》里描述得非常清楚,“从1987年9月中央发出海南建省筹备工作的通知起,一封封来自全国各地要求来海南工作的求职信函,雪片般飞向刚刚成立的海南建省筹备组。1987年9月以后,比求职信函更多的各类人才从全国四面八方涌入海南,形成了一股汹涌澎湃的人才流动大潮。”

  无论何时,地区发展都离不开优秀人才的带动,在海南全力推进国际旅游岛建设的今天依然如此。

  1983年,《把知识献给开发宝岛的壮丽事业》,颂扬了一批勇于参与海南建设的人们,表达了海南大开发初期对人才需求的热情呼唤。时隔27年,正在积极推进国际旅游岛建设的海南,同样也在热情地召唤着建设宝岛的有志者。

  27年前,《海南日报》用一篇篇稿件,记录了海南开发初期人才流动大潮的进程,见证了海南开发建设的历史新篇章,铭刻下19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的奇观。27年后,《海南日报》仍将一如既往,沿着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的坚实步伐,记录海南未来的发展变化。

  作/品/延/伸

  欢迎您,

  建设宝岛的有志者

  本报今天刊登的这篇报道,读后令人振奋!对决心把火红的年华贡献给海南岛开发建设事业的知识分子,我们表示热烈的欢迎。

  这些自愿要求来海南工作的中青年知识分子,有一个共同的愿望:加快海南的开发建设,巩固祖国南海国防,促进台湾回归,完成祖国统一大业。他们甘愿为宝岛的开发建设贡献一切的思想,体现了我国中青年知识分子崭新的精神面貌,闪耀着共产主义思想的光芒。他们是有志者,是可尊敬的人!

  我们相信,现在岛上工作的知识分子和即将来海南工作的知识分子,决不会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一定会同工农群众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同心同德,把海南建设成为繁荣壮丽的宝岛。

  (海南日报为《把知识献给开发宝岛的壮丽事业》配发的评论员文章摘编)

责任编辑:甘晨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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