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日报60件新闻作品回放:年级只有一名学生

  这个年级只有一名学生!

  作者王军 (原载1998年9月11日一版)

  9月9日7时55分,东方市江边乡中学的上课钟声响了。空荡的初三教室里只有一个学生在听课。两天前学校开学时就是这样。

  语文老师邱培勇像面对满堂学子一样,为这唯一的学生蒋进阳讲授着“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横渡长江”一文。两节语文课后,校长符那练为这名学生辅导“思想政治”课。下午的代数老师把课调到了上午,为这个学生讲解一元二次方程。

  9月7日开学以来,江边中学每天平均都有3个老师完全按照课程表,从早上8时55分开始到下午4时20分为这名学生讲课。

  符校长说,江边离八所60多公里,是全省最贫困的乡,全乡6800人,多为黎族。乡里未通水、电、电话。乡政府通往外界的公路还在修。

  目前,江边中学只有3个班,10个老师,学生刚开学还不足30人。初二年级只有8名学生。一位教师不无忧虑地说:“到初三时,不知还能有几个学生能留在课堂”。这位老师还说:“乡里至少有100人应该读初中,可大多数农民家里实在拿不出200元的学费。”

  蒋进阳的学习成绩并不理想。学校考虑到全乡只有一所中学,只有一个初三学生,他们也就只有一个信念:只要有学生,就要开展正常的教学工作。

  学校副校长表示,他们要一直把这个学生教到初中毕业。

  蒋进阳说,他家的日子比村里人稍好一点,他弟弟也在初一读书。他的爸爸说:要让他们学好文化,不能像自己一样再穷下去。

  作/品/延/伸

  近年来,海南省委、省政府不断加大民生投入。其中,基础教育更是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教育事业面貌焕然一新。

  2009年秋季起,海南共有1.8万名农村孩子正式进城免费就读,在美丽的校园里,他们将用知识改变命运。省委、省政府计划在2008-2010年总投入3.7亿元,新增2.7万个优质学位,重点将自然条件差、基础设施薄弱的贫困自然村和处于生态核心保护区边远村庄的小学和初中生,转移到就近条件较好的乡镇学校或县城九年一贯制学校免费就读。

  一笔偶然揭开的基础教育糊涂账

  本报记者 梁振君 特约记者 卞王玉珏

  1998年9月9日上午,在东方江边学校教书已有15年之久的符那练,偶然间遇到了时任海南日报社摄影部记者的王军。两天后,一篇事关江边学校名为《这个年级只有一名学生!》的消息发表在海南日报头版头条。见报稿只有500多个字数,但它却改变了江边学校的命运轨迹。

  回想起这段难忘的采访经历,现为海南日报社总编辑助理的王军感受颇深。据他回忆,1998年9月8日,听朋友介绍说东方市江边乡是全省最为贫穷的乡镇之一,王军便想去现场感受一下该乡教师的生存状况。在拖拉机和东风车上颠簸了两个半小时后,王军终于抵达江边小学。当时的江边乡极其落后,连旅馆和饭馆都没有,王军便和着军用棉被在江边小学一所教室的课桌上躺了一宿。第二天一大早,王军起床后发现一名老师正在用树枝在地上写写划划——原来是在给一名学生授课。王军十分诧异,一问才得知因为穷,老师买不起粉笔,也买不起煤油,只能在屋外用树枝给孩子上课。

  惊讶于亲眼目睹江边小学的教育窘境,王军随即来到江边中学,发现该中学空荡的初三教室里只有一个学生在听课。

  一个班级为何只有一个学生上课?原来该班级共有8名学生注册,但有的学生因为交不起学费放弃上学。采访结束后,9月11日,反映东方少数民族地区九年义务教育问题的《这个年级只有1名学生!》发表在海南日报上,并配发了相关评论。此稿刊出旋即引起强烈反响。

  消息见报后,江边中学相关老师被调离工作岗位,东方市教育局负责人均被要求离职。之后几年内,共计有170多万元政府资金和社会各界捐款涌向江边学校,用于改善该校教学环境。

  时任省教育厅基础教育处负责人的石秀慧获悉情况不久立马赶往江边中学调研,并于当天得出结论:东方九年义务教育是一笔糊涂账。省民宗委等多个部门还提出少数民族地区普九教育目标。来自官方和民间的持续关注使海南少数民族地区基础教育问题真正得到重视,海南少数民族地区普九教育局面开始得到改观。

  2009年9月起,江边学校200多名初一至初三的学生开始就读于东方思源实验学校。在这里,他们不仅可以享受到和城里孩子一样的优质教育资源,还能全部免交学费和住宿费,并按规定享有一定的生活补助。与这些孩子的命运同时发生改变的还有符那练,他已在江边学校执教27年,现为东方思源学校政治老师。“真是难以置信!孩子们能走出大山接受这么好的教育,而且一点都不用为学杂费发愁。”4月21日,坐在学校办公室内,忆起和孩子们在江边的点点滴滴,符那练感慨良多。

  江边学校副校长陈玉光说,在社会各界的关爱下,江边学校教学环境焕然一新,前来就读的学生也越来越多,目前全校师生达647人,学生读书的积极性很高,而且这些学生小学毕业后也会迁往思源学校免费就读初中。

  得益于教育扶贫移民工程,除了江边学校200多名初中部学生外,包括东方市中沙中学及该市民族中学的小学部和初中阶段的民族寄宿生去年都并入思源实验学校,去年共有1428名学生搬出大山,进城读书,免费接受优质教育。

  今天的江边学校,新的教学楼、住宿楼、食堂、电脑室等都已陆续建成,虽然教室里的课桌椅和讲台依旧很破旧且充满涂鸦,但孩子们脸上都充满着纯真的笑容。在那一张张纯真笑脸背后,是无数农村家庭的舒心——因为对于那些地处偏远山区的孩子来说,随着我省义务教育“两免一补”政策的实行,海南农村家庭负担已切实减轻,他们再也不用为交不起孩子的学杂费而犯愁了。摇身一变 价差几何作者李科洲王楚蝶 (原载1999年3月4日七版)

  已走上大宾馆、酒店餐桌的树仔菜主要产于通什市,然而这种倍受市场青睐的产品,因没有形成自己的品牌,销售时价格大打折扣。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外地客商收购后给它取个新名字,便能卖个好价钱。

  在通什市南圣镇,外地客商以1.2元至1.5元收购树仔菜,拿到深圳换个“天绿香”的名字,每斤可售17元。在上海则叫“南洋菜”,几两的生菜炒熟后一盘要卖几十元。

  2月25日,在南圣镇农工商公司的树仔菜基地,该公司总经理董大希指着绿油油的树仔菜说:“这东西很好种,只要水份充足,再施点肥,它马上就‘跳’起来!”据他介绍,通什特有的气候和地理条件很适合树仔菜生长,这里生产的树仔菜品质纯正、鲜嫩爽脆、纤维少。据了解,1997年我省沿海某市曾种了300亩树仔菜,结果因“水土不服”,这一绿色食品叶色枯黄,菜杆硬而韧,比“正宗”的通什树仔菜大为逊色。

  董大希拿来一个塑料袋,指着说,上海客商就是用这种袋包装树仔菜的。记者接过袋子,只见其正面写着“南洋菜”3个大字,并打着“星辉国际荣誉出品”一行小字;背面除列出公司地址和电话外,还以文字和表格的形式详细介绍了“南洋菜”的诸多优点。整个包装袋上找不到注明这种菜真正出产地的文字。董大希说,当初签合同时根本没有想到要给树仔菜取个“名”,从上海客商那里拿到这一包装袋后才发现,我们种的树仔菜有了个新名字。产品是从我们这里出去的,换个名字后却成了别人的东西。

  去年,通什市种植树仔菜180亩,其中南圣镇就占了86亩。据透露,该市今后准备扩种2000亩,其中南圣镇准备发展到600亩。镇委书记卓召良说,规模扩大后,我们一定要给树仔菜申请个品牌。今年签订代销合同时应吸取去年的教训,要让客商在包装袋上注明我们的品牌和产地,扩大这一绿色食品的知名度,提高它的“含金量”。

  作/品/延/伸

  《摇身一变价差几何——通什树仔菜该给自己申请个品牌》发表后,海南日报还作了一系列的后续相关报道,分别是评论:《好名有好报》(1999年3月14日一版)、评论《海南农业呼唤品牌——本报招聘记者编辑新闻评论答卷选登》(1999年3月17日)、评论《好品牌就是财富》(1999年3月17日)、评论《农业呼唤品牌》(1999年5月20日)、新闻《有了品牌,还须创品牌》(1999年3月22日第四版)、《本报当“红娘”引来投资商——通什树仔菜终于有了自己的品牌》(1999年10月25日第四版)、《树仔菜出现抢购风潮》(1999年11月16日第二版)、《倒下的树仔菜能否扶起来》 (2006年2月20日焦点版)。

  发展品牌农业的舆论先声

  本报记者 邵长春

  特约记者 尹秋艳

  1999年春天,海南日报社驻通什(五指山市)站记者李科洲在和该市农业局工作人员闲聊时偶然得知,当地特产的树仔菜被岛外客商收购后取个新名字,就能卖个好价钱。记者的新闻敏感性让他立即意识到:这是一条有价值的新闻线索。

  李科洲立即会同当地通讯员王楚蝶深入到树仔菜的主产地——通什市南圣镇采访,随后两人联合写的新闻《摇身一变价差几何——通什树仔菜该给自己申请个品牌了》于1999年3月4日在《海南日报》第七版上发表。

  李科洲事后回忆,当时他刚驻站不久,而通什市又比较偏僻,地方小,人口少,当地旅游业已沉寂多年,经济上可圈可点的东西也不多,寻找新闻线索成了他最头疼的事。所以他有时间就到基层去转转,和各个局的工作人员聊天。加上他做记者前曾经在企业工作过一段时间,对品牌问题比较关注,所以当听到树仔菜的线索时,才会眼前一亮,迅速做出新闻价值判断。

  《摇身一变价差几何》发表后,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不到一周,就有知名企业看到新闻后联系当地种植户,要求合作。《海南日报》随后又在头版等重要版面刊发了《好名有好报》《农业呼唤品牌》《有了品牌,还须创品牌》等评论和消息,将对树仔菜一事的讨论引向了更深层次。

  当时,海南省委、省政府多次提出要打出海南自己的品牌,一定要树立本土产品的品牌意识。当年海南的品牌观念比较落后,树仔菜一事虽是个案,却折射出了普遍存在的问题,所以才能引起各方关注。

  文章发表后,树仔菜不仅有了自己的品牌,打响了知名度,还引起了一轮抢种和抢购的高潮,甚至到了一菜难求的地步。

  文章发表时,树仔菜的种植面积不到200亩,此后,短短几年间,种植面积就扩大到6000亩以上。不仅通什市在种,周边保亭、琼中、白沙、乐东的农民都在种,树仔菜成为当地农民增收的一大途径。

  世事无常。2003年9月新华社的一篇200多字的《树仔菜金属含量超标》的报道,该报道随后被大量转载,引起了巨大恐慌。面对这种局面,究竟树仔菜是否有毒,当时无论官方还是省内媒体,都选择了沉默,五指山树仔菜一时间无人敢食。

  几年间,树仔菜从默默无闻到畅销大江南北,又复归于沉寂,最红的时候甚至被出口到韩国,连肯德基都拿它来煲汤卖,真可谓声名赫赫,威风八面,如今却一夜间轰然倒下。

  但对于李科洲和王楚蝶来说,眼看着当年自己倾注巨大热情的树仔菜如此惨淡收场,却作壁上观,实在于心不安。直到2006年初有消息传来,我省有关部门曾将在琼中、五指山、保亭等地采样的“五指山树仔菜”分两批送海南、湛江两地的两家农业部定点检测机构进行检测。检测结果表明:我省“五指山树仔菜”是安全的,它里面铬含量比食用大米铬的含量还要低。

  海南省老干部王学萍也力挺树仔菜:“我出生在五指山地区,从小到大一直都吃树仔菜,离开后还经常吃,到现在体检仍没什么问题。”

  此时恰逢《海南日报》欲推出焦点版,选题还没有着落。李科洲主动请缨,重回五指山,与报社同事合作,又采写了一组稿件,以《倒下的树仔菜能否扶起来》为题发表在2006年2月20日焦点版第一期上。巧的是,当时王楚蝶作为南圣镇的镇委书记也刚刚走马上任,成了这个树仔菜故乡的父母官,她也多方奔走,意图为树仔菜正名。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树仔菜为“恶名”所累倒下,对树仔菜的最后一次挽救终归失败,李科洲深感痛心。此后,怀着对三农的热爱之情,李科洲又和同事一起采写了《定安屯昌黑猪较上劲》《小小槟榔怎样才嚼透》等报道,继续为品牌农业呐喊。

  倒下的树仔菜依然以另一种方式延续着自己的传奇。此后,海南又经历了诸如“香蕉风波”等危机事件。每当这时,树仔菜就会被作为负面例子反复提及,警醒官方和媒体不要让悲剧重演。或许正是有了树仔菜的前车之鉴,后面的几次危机才能比较妥善的解决吧。

  如今走在南圣镇的田间地头,已难觅树仔菜的踪影。因媒体的一篇几百字的报道而火,又因媒体一篇200字的消息而亡。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写罢此文,感慨良多,赋文一首: “吾本山中来,不图世间荣。一花开五叶,结果自然成。本欲济苍生,反自落污名。毁誉不关心,青山深处行。”

责任编辑:甘晨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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