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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铂出家的原因
简介
能不能不再提宁铂——在谈论少年班或神童这类题目时?不可能。这个少年的出场及其中年时的谢幕都饱含戏剧性，符合中国人的集体心理，符合他们对神化和传奇的永不餍足的需求。他们，在那个特定年代共同参与了神话的缔造和后来的“伤仲永 ”。 本刊记者 李宗陶 发自上海 “百废待兴”和少年俊杰 1978年，全中国的报纸、杂志、电视聚焦一位名叫宁铂的少年天才。20多年后，有人把他与张华 、朱伯儒并列为那一年的“时代人物”。
生平
1964年，宁铂降生在江西赣州市一个普通家庭。这个没上过幼儿园的孩子，很早就表现出一些天赋：两岁半，能背30多首毛泽东诗词，3岁能数数到100，4岁认得400多个汉字。5岁，他在赣州提前进了供电局子弟小学，没多久随父母下放，去了于都县梓山公社河坑大队第4生产队。
那是“文革”岁月。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宁铂当时没学可上，在家待着“乱翻书，翻大人的书”。他翻中医书，很快就会开药方;翻围棋书，没多久就能与大人对弈，还能授三五子;他看唐诗宋词，即能吟诗作对，时年9岁。父亲宁恩渐意识到儿子智力超常。
还有一个有待确认的说法：宁铂六七岁时生过一场大病，吃过一些滋补品，据说营养补剂促他早熟，他在11岁就进入青春期。他显得比同龄孩子“沉静、坐得住，自控能力强，学习更自觉”，另一方面，他确实较早对异性产生兴趣。采访中，一位培养了近20位“少年班”大学生的退休教师说，宁铂的基础其实打得并不扎实。
1976年“文革”结束前，李政道教授给中科院写信，要求快速恢复发展科技、教育，获当时兼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国务院副总理方毅的赞同。
1977年10月末，宁恩渐的朋友、江西冶金学院教师倪霖，给方毅副总理写了一封10页长信，举荐天才少年宁铂。11月3日，方毅副总理将此信转给当时的中科院下属单位中国科技大学，上有批示：“如属实，应破格收入大学学习。”拨乱反正，百废待兴，“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了，“早出人才，快出人才”成为一句口号，少年班的气候初步形成。
信寄出10天后，中科大两位老师抵达江西，到宁铂就读的赣州八中面试。考的是数学，同时参加的还有两位早慧少年，宁铂得了67分，排名第二，第一名80多分，第三名64分。宁铂90年代末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如果当时抽考物理他肯定最差。他不明白比他分别大几个月和1岁的两位同学为什么没被录取。
1978年初，宁铂受到方毅副总理接见，两局对弈，宁铂全胜。当年最吸引读者的新闻之一，就是江西“神童”宁铂的传奇，配有他与方毅副总理下围棋的照片。
1978年3月，14岁生日还没过的宁铂走进中国科技大学校门，成为中国第一批少年大学生中声名最响的一个。同一批进校的少年大学生还有20人，如谢彦波(入学时仅11岁)，申喻(当年的《文汇报》和《解放日报》有这样的报道：年仅14岁的初中生申喻参加高中数学竞赛，提前1小时交卷，却夺得第一名。科大三年级时，发现并修正了大学线性代数教科书中一类定理证明的错误，引起教授和校方重视，此事由新华社报道，并附申喻与教授们手捧书本的照片，后为各地报纸转载)、谢旻(现执教于新加坡国立大学)、郭元林(现任清华紫光集团总裁)。
1979年，年仅11岁的张亚勤入校。他后来回忆说，1978年，他在《光明日报》上读到一篇报告文学，讲的是“神童”宁铂的事迹，看完后他激动了整整一天，整晚睡不着;几天后，他跳了级;6个月后，他也考入中科大少年班。他在科大默默无闻，后来赴美留学，获华盛顿大学电子工程博士学位，担任过微软亚洲研究院院长兼首席科学家，如今是微软全球副总裁。2004年，他与科大校长朱清时一起出现在上海，应对自如，只是早生华发。
值得注意的是，1978-1979年，中科大试办两届少年班都采取学校派人亲自面试，自出考题、破格录取的模式，没有参加高考。到1980年，少年班选拔一律通过高考，然后学校复试筛选。“这等于说，对于那些有天赋、有专长的孩子，最后还是用应试教育这一套，用高考这把尺子去衡量。”那位培养了近20位“少年班”苗子的老教师说。
1984年，邓小平接见华裔诺贝尔物理奖得主丁肇中，谈及前3届少年班学生的优异表现：70%读了研究生，其中有16岁就获博士学位的。丁肇中赞叹道：“这在国外是少见的。”
“破格提拔”在1984年下半年面积扩大：从中科大一所高校扩展到13所高校，其中有北大、清华、华中工学院、吉林大学等等。与之配套，全国省级重点中学开始为少年班输送优秀学生，当时比较突出的有北京八中、人大附中、天津耀华中学、沈阳育才中学、无锡天一中学。后来逐级向下，触角伸至小学。 于是，挂着红领巾的小学生跟中学生一起竞赛，个子短小的中学生跟大学生进一个课堂成为美谈，舆论异口同声，社会积极响应，恨不得家家出个神童。
“仔细想想，这种‘不拘一格降人才’跟当年的‘大干快上’、‘放卫星’、‘三年赶英超美’有相通之处，跟现在有些人抱怨的‘这国家跟打了鸡血似的’也是有血缘关系的。直到这几年科学发展观提出来之后，平衡、理性才纳入国家和人们思考的范围。但是在当时，舆论是一边倒的，就算基层教师发现了一些类似‘拔苗助长’的问题，提出过一些质疑，也被大环境的声音淹没了。”一位当年给少年班学生开过小灶的中学物理老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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