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长焦

　　获刑作家被除名是道德洁癖

　　文/伦立飞

　　中国作协近日发布公报称，鉴于原浙江省台州市土地管理局局长、党组书记刘长春触犯刑法，已被定罪判刑，根据《中国作家协会章程》第23条规定，取消刘长春的中国作家协会会籍。(11月29日《北京晨报》)

　　号称“作家局长”的刘长春，既是中国作协会员，又曾为台州市国土资源局局长。今年59岁的刘长春，迄今已发表文学作品150余万字，获得过首届冰心散文奖、第二届鲁讯文学奖、第三届人民文学奖提名等荣誉，出版过多部散文集，一篇散文作品还曾是浙江省高考语文阅读范文。

　　这样的业余作家，也算高产作家，或优秀作家，就像近期获得鲁迅文学奖的车延高一样，虽担任纪委书记，但对文学仍有追求，有坚守，在创作上“希望自己是铁树，熬过千年也要开花”。这就很值得称赞。尤其，衡量一个作家，是要拿他的作品说话的。一个人加入中国作家协会，首要条件，也该是他的作品。这样衡量，刘长春也是无愧于“作家”这个称号的。

　　刘长春担任局长期间，为多家房产公司在办理建设用地审批、土地证发放等方面谋取利益，非法收受房产公司老板财物共计人民币近百万元，以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即便如此，也跟他的文学创作本身及成果，没什么本质上的关联。所以，即便他因为获刑而被作家协会按规定取消会籍，但在人们眼里，刘长春仍是一名作家。顶多在称谓上，前面可能多加一个定语，变成“犯罪作家”、“贪腐作家”。可他还是作家。所以，获刑作家刘长春被除名，就很有商榷的必要。

　　这首先让笔者联想到古时候的师徒关系。那种关系里，对违规徒弟的惩罚，最厉害的就该是逐出师门吧。但是中国作家协会与会员之间，似乎还达不到那种师徒关系的深厚程度。说到底，作协不过是维系一种行业人员的群众组织，形式上属于半官半民状态。这就决定了一名作家与作家协会的关系也是说远不远，说近不近的。所以，作家出成果，作家协会固然感觉“脸上有光”，但作家被判刑，作家协会大可不必感觉“脸面尽失”，要急吼吼的站出来与该作家“划清界限”。

　　其次，历史上许多文豪也曾经有坐牢的经历，范仲淹也有“狎妓”的不端，优秀作家讲道德、讲政治固然有利于引领一个时期的社会风尚，但是一味拿政治、法律、道德等形而上的框框去框定作家，让作家背负太重的社会责任、道德期望，必然限制作家的自由创作。只有“完人”才可以从事文学创作，才有文学创作权，这很滑稽。

　　一句话，作协不该有道德洁癖，更别太拿自己当回事了。作协能够对获刑作家行使除名权，相反，当作家正当权益受侵害，版权被侵犯，作协能强力维护吗？

　　基于此，笔者很希望作协在对待这种问题上，采取这样一种姿态，就是要让作家感受到来自这个组织的“家庭般”的温暖，让体制的冰冷褪去，道德的温暖呈现，鼓励刘长春坚定信心，静思人生，即便在狱中也不要停下手中的笔。或许这样，刘长春今后说不定会迈进创作的鼎盛期。

　　当然，作协有没有这份温暖都是次要的。刘长春若是一个在人格上独立自足的作家，也会自觉利用狱中时光，笔耕不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