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品文摘

　　文/然玉

　　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市公安局局长王立军平时有何特殊的履职方式?平时如何跟老百姓交往?昨天，被媒体团团围住的王立军说，他经常扮成出租车司机，开着正规牌照的出租车出去察看，这样更便于“了解真实情况”。他还经常到街上找老百姓聊天，了解情况、时间长了总结出了聊天的规律。王立军笑着说，如果一个老百姓知道你是警察，就不爱聊了。如果是记者就很愿意说。(3月14日《京华时报》)

　　“微服私访”的故事，在现时代依旧拥趸甚多。自称开出租车体察民情的王立军，多少展现了对真实信息的渴望。只是，在专业分工不断强化、时讯搜集越发便利的当下。此类亲力亲为的“原始方式”，是否有继续存在的必要?显然，从公众的回应看，热捧者、支持者为数不少。于他们看来，一个简单且质朴的逻辑是，“做”永远胜过“不做”。尽管，“的哥局长”透着股事必躬亲的无奈，但确乎极大颠覆了公权者“脱离民众”的刻板印象。

　　诚然，公职部门自当关注民意。基于逻辑，了解民众反馈、据此改进工作，之后履职质量才能能持续改进。无论形象建设、亦或业务操作，都难以离开民众监督与民智参与。从此角度看，作为公权机构负责人，天然应以开放姿态拥抱“民声”。唯其如此，之于日常工作，方可变封闭的体制内裁定，为“民本位”的多元评价体系。当公职者，始终将“长官意志”视作唯一负责对象。丝毫不在意行政相对人观感，那么官僚化、衙门化注定沉淀为不可逆转之趋势。而一旦引入“民意晴雨表”，“唯上”式履职陈习势必难以为继，部门风气或可焕然一新。

　　问题之关键，不在于“体察民情”必要与否，而仅仅在于采取何种方式“体察”。所谓“乔装私访”，虽然让人联想万端，甚至不乏一丝浪漫主义色彩，但仍然不能回避“成本—效用”层面的探究。理论上，现有制度设计之初，已然嵌入了采纳“民意”的程序：业务层面，“110”24小时畅通，公众报警、警方出警，断不该有任何障碍;行风层面，投诉热线、行政复议、司法救济凡此种种，似乎已能充分约束警务人员自律。在此基础上，偏执于一种“复古”的信息搜集手法，其行为动机与现实效果皆颇可玩味。须知，局长既非“接警员”亦非“纪监部门”。

　　当部门负责人习惯性打破专业分工，无非只有两种解释:其一，该领导有着个性化的好奇与尝试欲;其二，既存专门机制低效、特定岗位当值者履职太过失败。可以想见，“的哥局长”所以横空出世，大致多由后者促成。不单是重庆，公职部门的民意采纳工作普遍难以令人满意。在此语境下，亲临一线、明察暗访很有“市场”。只是，当社会唯寄望此类方式上达“舆情”，于长期而言或许只能收获失望。常态性“对话机制”一日不恢复效率，人格化、偶然性的“体察民情”注定收效甚微。

　　而今，公众对“的哥局长”多有赞誉。此类情绪背后，不难窥见既存“官民沟通”体系难孚人心。当有一天，民众不再迷恋“乔装私访”，反倒才真是民情顺畅上达之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