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中国绿卡：约1000名外国人取得永久居留权

　　中国“绿卡”发给谁

　　2004年到现在取得中国永久居留权的外国人，最多也就1000多人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张静 | 北京报道

　　就职于北京某咨询公司的韩国人萨拉来中国已3年。“如果找到一个中国男人结了婚，我打算定居中国。”她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18万外国人在北京居住，其中10万人来自韩国。最新公布的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居住在我国境内并接受普查登记的港澳台和外籍人士共102万，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广东、江苏等沿海发达省市。韩国人最多，其次是美国、日本和东南亚国家。

　　人们间或可以在国内媒体看到某国“掀起移民中国热潮”的新闻标题，然而真实情况是：自2004年颁布实施了《外国人在华永久居留审批管理办法》以来，仅有1000人左右获得了中国“绿卡”。

　　“国际移民占本国人口的比例，是衡量一个国家国际化程度的标准之一。”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移民法学者刘国福告诉《望东方周刊》，2010年，在中国居住的出生在其他国家的人数占总人口的0.1%，低于美国的13.5%、日本的1.7%，也低于印度的0.4%和泰国的1.7%。

　　可以忽略不计的1000

　　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居住在中国境内的102万港澳台和外籍人员，居住时间5年以上的有250434人，按照《外国人在华永久居留审批管理办法》，如果他们当中有副总经理和副教授以上级别的人就有机会申请在华永久居留权。

　　“达到申请标准的人，又有多少愿意永久留在中国的？”刘国福说，“有些想来中国发展并且是我们所需要的人才，却因为条件不符被挡在门外。”

　　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院长庄国土告诉《望东方周刊》，留学生变为移民的可能性非常小，而外企来华人员多为派出形式，也不会变为移民。“流入中国并定居下来的，最多的是非洲人，主要集中在广州。”

　　《外国人在华永久居留审批管理办法》颁布实施一年之后的2005年9月，公安部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有649名外国人获得中国永久居留签证。此后，官方再没有公布相关数据，而这649人也没有细分种类。

　　“细分才有研究价值，这649人很多是2004年之前的历史移民。”刘国福把2005年之后地方通报的零散数据统计到一起估计，“2004年到现在取得中国永久居留权的外国人，最多也就1000多人。”

　　与我国大量精英、富豪流向海外的庞大数目相比，这个数字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从1981年教育部发布的《做好留学回国工作的通知》起，我国制定了一系列吸引海外人才来华的政策，但成效却不很明显。

　　庄国土说，“每个地区每个单位都采取了非常优惠的政策去吸引海外人才来中国服务，但来的人大多是华人，而且绝大多数没有永久居留中国的计划。”

　　多少部门在管理外国人

　　从1979年起，中国实施了出入境管理和边防检查方面的改革。1985年《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法》的颁布，标志着对外国人的管理纳入了法制化轨道。

　　据刘国福介绍，目前，我国管理在华外国人的部门主要有三个：公安部负责出入境和居留管理；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负责外国人在华就业管理；外国专家局负责国外人才引进。“其他还涉及很多部门，海外华人华侨作为人才引进的话，国务院侨务办公室要参与，外国人到中国投资企业归商务部管。另外，外交部、发改委、教育部、科技部、工信部、财政部也都与管理在华外国人有一定关系。”

　　“部门分散，就可能造成效率低下、管理不畅。”刘国福说，一部统一多头管理、政出多门的移民法多年来一直“呼之未出”。

　　呼吁移民法出台的同时，对于放开外国人移民中国门槛的程度和方式在学界又存在激烈争议。

　　21世纪初，为配合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一系列简化出入境手续，欢迎外国人来中国的规定出台。“那时就有人担心，移民国家是否适合中国，这种担心一直存在。”刘国福说。

　　虽然我国是主张单一国籍的国家，但改革开放前出国并取得外国国籍的人现在想回来中国做生意，却发现每次往返申请中国签证很麻烦，医疗保险教育等也存在种种不便之处，所以这批人就开始呼吁放开双重国籍。

　　“上述人员主要来自西方发达国家，而早期移民发展中国家的一般没有这个要求”。刘国福介绍说，“出现这两种声音后，学界就出现了第三种声音，提出对发达国家移民是一种政策，对发展中国家移民是另一种政策。”

　　据悉，公安部2004年就成立了移民法起草小组，目前这部法律已经通过公安部的部长办公厅审议，提交国务院法制办，国务院法制办已经开始调研，在系统内部征求意见。

　　移民能帮助提高社会管理水平

　　国际移民在促进一个国家实现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刘国福认为，中国是一个后发追赶型现代化国家，在现代化的进程中需要倚重国籍移民因素。

　　“2008年奥运会对北京现代化进程的影响和推动分析课题组”认为，国际交往人口规模的不足，是北京与伦敦、巴黎等世界城市的主要差距之一。一个国际性大都市，外国常住人口一般占总人口至少5%，但目前即使在北京和上海，这一比例也不到1%。

　　“每个国家都会根据国情来确定选择移民的标准，总的标准就是技术型人才和投资型人才。”刘国福说。

　　像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这些移民国家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就开始实行技术移民和投资移民制度，五六十年以来，这些国家的移民法已比较健全。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张继焦告诉《望东方周刊》，在新的国际分工背景下，中国将不再只是移民输出国，而将成为移民输入国和人口输入国，所以汲取国籍经验非常重要。“首先要对入境外国人口进行分类，比如分成技能劳工、无技能劳工、技术移民和投资移民等类别；在此基础上形成具体分类管理的办法，一方面可以满足外国人来华发展的需求，吸引海外人才，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更好地保障外来人口在华权益，推动文化多样性。”

　　针对国内社会对放开移民门槛的担心，刘国福认为担心是不必要的，“每年持专家证、就业证来中国的外国人仅3万～5万。新西兰这个不到500万人口的国家，一年发出的工作签证就有18万。美国一年发出的工作签证大约80万。所以我们的空间很大。”

　　“按照设定好的条件移民过来的外国人，不是有技能的人才就是有钱人，怎么会抢占资源呢？他们反而能够创造就业机会，增加税收，带动消费。”刘国福说。

　　张继焦也举例说，在上海，外国人约有15万人，81.6%的外国人分布在近2万家外商投资企业里，主要担任企业中层以上的管理人员、中高级技术专家；在国外公司驻沪办事处、国外银行驻沪代表机构的外国人占13.5%；只有5%左右的外国人在一些国有企业、私营企业等非境外投资企业工作。“这些数据说明，外国的资本和技术进入中国，增大了中国的经济总量，也增加了中国人的就业机会，而在中国工作的外国人的数量和分布不构成对中国国内就业的负面影响”。

　　“国际移民带来的另一个好处是推动我们国家提高社会管理水平。国际移民在移入国家居住、生活和工作后，会诉求更有利的生存条件，以期望自身在移入国的权益能得到更好的保护。在应对这些诉求的过程中，移入国的有关政策法规也能相应完善。这一点在韩国以及我国台湾地区都已得到验证。”刘国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