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娘子军传奇:海南岛上绽放的木棉花

  海南岛上绽放的木棉花

  红色娘子军传奇

  红色娘子军老照片。本报记者张杰翻拍

  铭记(因版面有限,红色娘子军战士照片未能全部刊发,但她们的精神,铭记我们心中)庞琼花(1911-1942)

  黄墩英(1914-2001)

  庞学莲(1912-1999)

  -本报记者赵优 特约记者王仪

  “坚决服从命令,遵守纪律,为党的事业奋斗到底!”3月15日上午,濛濛细雨中,在琼海市嘉积镇郊的红色娘子军纪念园里,在高大的娘子军石雕下,来自东方市司法系统的党员们举起握拳的右手,庄严地对着中国共产党党旗宣誓。

  豪迈的誓言回荡在青松翠柏间,回荡在静谧山林里,回荡在缓缓流淌的万泉河上,像是83年前的回响……

  1931年5月1日,在风起云涌的琼崖大地上,100位女性齐声喊出的这一句入伍誓词,开启了红色娘子军的光荣历史,挥起了妇女解放运动的一面旗帜,以叱咤风云的英雄气概走上武装斗争的前台,为琼崖革命立下了不朽功勋,成为中国革命斗争的光辉典范!

  革命土地孕育传奇

  “红色娘子军以其独特的革命面貌出现在琼崖革命高潮中,诞生于琼崖东部乐会、琼东两县(今琼海市),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和社会原因。”琼海市委党史研究室原主任陈锦爱说。

  旧社会的琼崖,百业凋零,民不聊生。为生计所迫,男人大多漂洋过海到异国打工谋生。不出洋的,或是出海捕鱼,或是上山垦殖,撇下女人在家撑着门面。家务农活、侍老育幼、养家糊口,全靠女人操持。在封建社会里,妇女被压在社会的最底层,没有财产继承权,没有上学读书的权利,甚至连取名字的权利都没有。

  “可以说,乐会、琼东的广大妇女是靠着自身单薄的力量支撑着整个家庭生活,磨练出吃苦耐劳的品格,从而,也具有更为强烈的反抗精神。”陈锦爱向记者讲述起那个风云变幻的年代。

  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后,在马克思主义传播和新文化运动热潮中,乐会、琼东广大妇女迅速觉醒,揭开了妇女运动的序幕。她们剪掉长发辫,扔掉裹脚布,走进学校和识字班,学习新文化和新思想。

  1927年,国民党发动“四·一二”政变,屠杀共产党人。烈士的鲜血唤醒了中国共产党人和劳苦大众。在血雨腥风之中,中共琼崖地委书记王文明带领地委机关撤到乐会县第四区(今阳江镇),开展武装斗争,反击白色恐怖,建立红色政权。乐会四区成为琼崖革命武装斗争的策源地:点燃琼崖武装斗争之火的宝墩会议在这里召开;琼崖革命武装———讨逆革命军、工农革命军、工农红军在这里创建;琼崖第一块革命根据地在这里形成。这在广大妇女中产生了深刻影响,在她们心中撒下了革命武装斗争的种子。打响琼崖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第一枪的椰子寨战斗中,乐会县妇女解放协会组织三百多名女青年跟随讨逆革命军开赴前线,参加支前和救护工作。

  1930年4月,中共琼崖第四次代表大会召开,掀起了第二次土地革命高潮,琼东苏区开始变成充满生气的革命根据地。峥嵘岁月里,土地革命、武装斗争和妇女解放运动紧密结合在一起。

  琼崖革命史上的传奇之师,正是在汹涌澎湃的革命大潮中诞生。

  琼海革命根据地示意图。本报记者张杰翻拍 

  红色娘子军用过的武器。 

  巾帼尖兵初露峥嵘

  阳江镇上,一座由三名红色娘子军组成的群体雕像映入眼帘,她们头戴红五星八角帽,肩挎长枪和子弹带,身背斗笠,面容坚毅,昂首挺胸注视前方。走进椰林和芭蕉掩映的内园村,绿草萋萋的偌大操练场安静寂寥。这片红色娘子军诞生地又把我们带到那段烽火岁月。

  1930年8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二独立师成立,随着革命的深入,乐会县广大妇女的革命积极性空前高涨,纷纷向苏维埃政府申请参加红军。第二年3月26日,乐会县赤色女子军连宣告成立。仅有一排人数的女子军连配合红三团打了几场胜仗,军威大振,要求参军的女青年越来越多。为了进一步发挥琼崖妇女在革命斗争中的积极作用,琼崖特委决定成立女子军特务连,并正式划归第二独立师红三团建制。“英雄的、经过考验的乐会县的妇女们,拿起枪来,当红军去,和男子并肩作战!”县苏维埃政府布告上的这句召唤激起了广大妇女心中的波澜,得到热烈响应。乐会县报名参加红军的女青年达七百多人。

  1931年5月1日上午,红三团和乐会县苏维埃政府联合在乐会四区赤赤乡内园村的操练场召开群众大会,庆祝中国工农红军第二独立师第三团女子军特务连成立。“一万多群众赶来参加大会,争相目睹女子军的风采。”阳江镇文化站原站长庞启江说。

  此时正是凤凰花开的时节,枝头热烈盛开的花朵,染红了人们的脸庞。从六七百人中脱颖而出的100名走出闺房、冲破封建束缚的青年女子,勇敢地摘下耳环、剪短头发,穿上没有性别特征的蓝布军装,佩戴“女子军”红袖章,背顶“女子军”斗笠,手持长枪,排着整齐的队伍。在雷鸣般的掌声中,连长庞琼花登上司令台,郑重地接过师长王文宇授予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二独立师第三团女子军特务连”的连旗,全连战士庄严宣誓:坚决服从命令,遵守纪律,为党的事业奋斗到底!在雄壮嘹亮的军号声中,女战士们迈着矫健的步伐,接受首长和人民的检阅。从此,女子军特务连的战旗,高高地飘扬在中国工农红军第二独立师的行列中。

  这,就是后来闻名世界的“红色娘子军”!

  一个多月后,女子军在沙帽岭配合红三团一营诱敌深入,经过一个多钟头的战斗,一举击毙击伤敌军100余人,俘敌70余人,缴获枪支146支,子弹1000余发。活捉国民党乐会县“剿共总指挥”陈贵苑,而女子军无一伤亡。首战告捷,从此,女子军英名威震琼岛。

  战斗的实践很快证明:这群女人不仅敢打,而且真能打!

  随后,这支女子部队又胜利完成了攻打文市炮楼、文魁岭保卫战等战斗,配合红军主力先后拔除了乐会、琼东、万宁、定安、文昌五县的多个敌据点,显示了女子军特务连已具备独当一面的作战能力。琼崖革命领导人冯白驹1968年曾回忆说:“有一次娘子军参加主力作战,打败敌军后,以连为单位计算缴获,女子军还占第一位。”

  电影《红色娘子军》剧照。资料图片 

  沙场喋血壮志无违

  为扑灭琼崖的革命烈火,1932年7月,国民党旅长陈汉光,在盘踞广州的国民党赣粤闽湘边区“剿匪”总司令陈济棠的支持下,以3000兵力重兵围剿中共琼崖特委、红军师部和琼崖苏维埃政府驻地琼东县第四区,大批苏区战士殉难。8月,为了掩护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安全撤退,女子军殿后打阻击。当队伍撤退到马鞍岭时,敌军尾随而至,师部决定留下红军一营和女子军一连阻击敌军,掩护领导机关和红军主力向母瑞山撤退。红一营和女子军一连接受任务后,占据马鞍岭有利地形,一次又一次地打退敌军的进攻。战斗坚持了三昼夜,进行了她们最为惨烈的最后一战。

  子弹打光了,战士们用石头、木棍当武器和敌人拼,直到第四天,撤退队伍已到达目的地,师部命令阻击部队撤出阵地向母瑞山转移。为了转移敌军的追击目标,掩护部队撤出阵地,营部决定女子军第二班留守阵地牵制敌军。但毕竟敌我力量悬殊,在弹药断绝的紧急情况下,班长梁居梅高喊着:“姐妹们向我靠拢!人在阵地在!拿枪杆和敌人搏斗!”就这样,10位战士与敌军进行了一场殊死的肉搏战而壮烈牺牲在战地上。

  当晚,连长冯增敏带领一个班返回马鞍岭接应二班。夜色沉重,岭上静悄悄的,借着朦胧的月光,冯增敏看见10位女战士躺在被反复炮击过的土地上,她们周围都是被砸碎的枪杆,身上沾满鲜血,衣服被撕稀烂,身体依然保持着与敌人搏斗的姿势。皎洁的月光照耀着她们,好像铺上了一层洁白的轻纱。回想着战友生前的点点滴滴,在战场上英勇杀敌的女战士们,再也抑制不住心里的悲伤,任凭滚烫的泪水在脸上肆意流淌,滴落在鲜血染红的土地上……

  “马鞍岭阻击战是红色娘子军最惨烈的一次战斗,胜利完成了掩护琼崖特委和琼崖苏维埃政府机关向母瑞山撤退的任务。”陈锦爱告诉记者,女子军一连二班10位战士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同敌人展开了殊死搏斗,全部壮烈牺牲在阵地上,充分体现了女子军英勇顽强,宁死不屈的大无畏革命精神。

  战斗的第二天,红一营和女子军第一连正在牛庵岭的密林中休整,忽然,狡猾的敌人化装成红军爬了上来。红军边开枪还击,边向密林深处撤退。连跑了3个山头,才摆脱敌人,但女子军在转移中走散了,与大部队失去了联系。冯增敏身边只剩下传令兵卢业兰、战士冯锦英等9个人。大家商定:上母瑞山,找党,找部队去!

  只知道母瑞山在西边,战士们就一直往西走,森林像大海一样望不到尽头。肚子饿了,就采些山竹子、鸡兰心、白榄等又酸又涩的野果野菜充饥,口渴了,就喝山涧的溪水;鞋子破了,就光着脚丫走,常被荆棘刺伤脚板,划破小腿;夜里冷了,大家便围拢在一起轻轻哼山歌、讲故事……山蚂蝗、蛇蝎、蚊虫,还有弥漫在山林中的瘴气,磨练出了女子军们坚强的意志,经过7个日夜的森林长征,九个女战士终于回到了党的怀抱。

  困厄之中我自岿然

  当国民党得知琼崖特委、琼崖苏维埃政府和红军主力退上母瑞山后,便向母瑞山麇集而来。经过两个月的游击战,元气大伤的红军突破敌人严密封锁,从母瑞山突围出来,顺利到达乐会四区草丰林茂的文魁岭。气急败坏的陈汉光调集部队再次“围剿”乐会四区,组成五六层包围圈,发动轮番进攻,在每一片山林里辟出2丈宽的山道,放火烧山以肃清红军。面对生死存亡的抉择,11月初,王文宇与中共乐会县委书记冯甲、县苏政府主席庞世泽讨论决定,女子军特务连一连、二连化整为零,疏散隐蔽,待时再起。至此,女子军特务连解体。

  “短短一年多,红色娘子军的战斗足迹遍布琼崖5个市县,参加大大小小50多场战斗。为琼崖革命斗争史画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陈锦爱说。

  1932年深秋,二十几个女红军在强敌、疾病、饥饿的严重威胁下顽强地坚持着,她们给自己确定四大任务:找药材、找粮食、打听师长的消息、了解敌人的情况。藏身在山上的女子军们忍受着伤病、饥饿和恶劣的环境。衣服破了,用细藤连起来,没有粮食,吃“革命菜”、“革命果”。下过雨后,山上的蚂蝗多得就像蚂蚁一样,遍地都是。不光是咬脚、腿,甚至连眼睛、嘴都咬。一天早晨,冯增敏醒来,腮肿起来了,一伸手竟从嘴里拿出一条蚂蝗。

  当时,陈汉光警卫旅的旅部在乐会四区全境戒备森严,群众被管制得寸步难行。失去接济的女子军战士们不得不分手各寻生路。“为抓到女子军,敌人甚至放狗搜山,漫山遍野都是敌军的吆喝声和狗吠声。在国民党的严密搜索下,庞琼花、王时香、冯增敏、黄墩英、庞学莲、王振梅等女子军干部和战士不幸被敌人逮捕。”庞启江唏嘘不已。

  在阳江警察所的监牢里,女子军们对红军的秘密守口如瓶。国民党用绳子吊、皮鞭抽、枪托打,任凭严刑逼供,战士们谁都没有出卖同志。重刑逼供一无所获,陈汉光就将她们押到阳江、中原、屯昌、定安等地示众,作为炫耀剿共“战功”的活道具。面对敌人没完没了的折磨和迫害,她们甚至两次试图集体自杀,以抗议敌人的残酷虐待。庞启江还透露了这样一个细节:有一次,冯增敏患了疟疾,与以前战斗时落下的残疾同时发作,咳血、呕吐、抽筋,她横下心了此残生,死活不让狱医治疗,但仍被强行注射药水。“她们宁愿死,也不愿意变节,但是活着艰难,死也不易。”女子军坚定的信仰,让庞启江深深敬佩。

  1934年,冯增敏等8人又被押解到“广州国民感化院”。在攻心为上的感化院里,她们下地种菜,工厂做工,始终坚持自己的政治信念,没有一个人被“感化”而动摇变节。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国共合作抗日,被关在广州感化院达三年之久的8名女子军获释回到海南。这群海南的铁娘子,以不同的方式,继续着红色娘子军精神……(本报嘉积4月19日电)

责任编辑:甘晨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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