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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抗战老战士张修隆:瞒着家人偷偷回国参军

来源: 海南日报 作者:范南虹 林川 陈永忠 周清 时间:2014-09-03 10:15:06   

  

  陈成鲁 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秦崇议 本报记者 苏晓杰 摄
  张修隆 叶军 摄

  “联合抗日”是当时两大政党的共同主张,在这一主张之下,国共两党携手于民族大义前,开辟了由中国国民党直面日军的正面战场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取得了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反侵略战争,也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巨大贡献。

  除了23年红旗不倒的琼崖纵队,海南有周士第、郑介民、郑庭笈3位名震遐迩的琼籍抗日将领,3位琼籍将领均是黄埔教官,在他们的影响和训导下,海南有志青年突破日军海上封锁,纷纷报考黄埔军校,苦学正规的现代军事知识和战场上的杀敌本领,以致国民党抗日将士中颇多海南人,文昌甚至有“将军之乡”的美称。据统计,从1924年到1949年,黄埔军校共招生二十三期,海南学子贯穿始终,计有3000余名琼籍黄埔学子,他们高举抗日大旗,以年轻的生命和热血报效战乱中的祖国。

  海南还有不少有志青年,参加了一支非常特殊的介于军人和平民之间的抗日队伍——南侨机工。抗战时期的中国,积贫积弱,会驾驶修理汽车的人很少,爱国侨领陈嘉庚受蒋介石委托,前往南洋招募懂得汽车驾驶和维修的爱国华侨青年,组成“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而海南恰有很多年轻人闯南洋谋生,国难当头,他们纷纷响应号召回国当机工。3000多名南侨机工中,有800多琼籍南侨机工,他们在烽火里出没,为民族生存而战,为拯救国家危亡而战。800多琼籍南侨机工直接牺牲在滇缅路上的就有400多人。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9周年纪念日之际,海南日报采访了海南的黄埔军校老人、中国远征军和南侨机工,通过幸存老人的口述,再现那段全民族浴血奋战的历史。

  黄埔老人许乃斌:

  誓死不当亡国奴

  -本报记者 范南虹

  实习生 林川 通讯员 陈永忠

  “日军占领海南后,父亲家训时常教导我:不要死守在家当亡国奴,要想办法出去!”93岁的许乃斌老人背已佝偻了,但豪气不减。

  许乃斌是儋州市峨蔓镇南湖村人,1921年10月出生。“我1岁时,父亲许云汉就考入了黄埔军校一期,毕业后,他参加了东征。”在父亲的鼓励下,1941年春节时,许乃斌趁夜偷渡到湛江,在琼崖联中继续读书,期间,看到报纸刊登的黄埔军校招聘华侨青年入伍的启事,因有亲人在海外,许乃斌和同学叶菁、林显兴相约报考,进入黄埔军校四分校19期9总队学习。

  “我在通讯班学习,学校有很多海南籍师生。”由于战事吃紧,四分校从广西宜山迁至贵州独山,师生要在一片荒地上兴建学校。随着日军步步紧逼,战争导致国民党军队减员严重,并且急需训练有素的技术兵种,如通讯兵等。许乃斌和同学们经过短暂训练后,在还有一年多才毕业的情况下,暂离学校奔赴战场。

  四分校中将主任韩汉英是海南文昌人,他命全校师生4000多人组编成野战军战斗连队,全副武装冒雨誓师出发,开赴广西南丹、河池等地。”5天急行军400余里,到达战场后,立即抢筑军事工地。许乃斌还记得,同班机枪手黄启华就因抢修堡垒致病而死。许乃斌因是通讯兵,他和同学们一起暂编一个通信排,负责在战场上敷设通信线路。

  “后来,黄埔四分校被迫迁到四川江津县油溪镇。”许老说,日本投降的消息传来时,全班同学正在上课。

  日本投降后,许乃斌不想打内战。“八年抗战,终于打跑了侵略者,国家百废待兴,人民生活困难,大家都想过安定的平凡生活。怎么能再打内战?”于是,许乃斌以请假的名义,逃离部队,但回乡途中被国民党军查获,在桂林被军法处判服刑一年。“还差20天就出狱,因国民党节节败退,只好提前将我释放。”许乃斌想方设法回到海南,务农至今。

  (本报那大9月2日电)

  黄埔老人陈成鲁:

  受降让我扬眉吐气

  -本报记者 范南虹

  实习生 周清 通讯员 陈永忠

  陈成鲁,海口大致坡人。1942年,19岁的陈成鲁在老乡韩汉英以及二伯父的教导下,报考黄埔军校,成为四分校19期通讯班的一名学员。与他同期考入的还有许乃斌等100多名海南同学。

  “黄埔军校里,海南籍师生非常多。所以,海南人对抗日战争也是作出了巨大贡献的。”陈成鲁说,学习期间,曾因战争需要,暂编为学生军参战。但是,让他最难忘的,还是日本投降后,他跟随部队前往越南河内、海防等接受日本投降,随后驻军长春,受命遣返日本战俘和日本侨民。

  1945年8月15日正午,日本天皇向日本全国广播了接受波茨坦公告、实行无条件投降的诏书,9月2日上午9时,在东京湾美国战列舰密苏里号签定投降书, 9月9日上午,中国战区受降仪式在南京中央军校大礼堂举行。此后,国民党派部队接受日本投降。

  “我们在越南驻扎了半个多月,这是一段扬眉吐气的日子。”陈成鲁回忆,日本投降后不久,他从黄埔军校毕业,分配进入国民党60军211师师部通信连,随即跟随部队开拔至越南接受日本投降。

  “受降工作主要是解除日军武装,接收其军用物资,转运、遣返战俘等。”陈成鲁告诉记者,他本来是刚从黄埔军校毕业的新兵,完全没想到会接到这样一个伟大而自豪的任务,高兴得很。

  受降工作完成后,60军又奉命调驻东北。在抚顺,陈成鲁又和战友们一起遣返日本战俘和日本在抚顺的侨民。

  内战爆发后,60军起义,陈成鲁也进入华北军大学习,毕业后,分配进入中国人民解放军66军当教官,训练新兵,后又两次赴朝作战。

  新中国成立后,陈成鲁转业到山西水利局工作,其工兵的技术特长得以发挥。(本报海口9月2日讯)

  许乃斌 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吴惠民 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远征军老兵秦崇议:

  男儿自当赴国难

  -本报记者 范南虹

  “好男儿,当从军。从军后,国家以我强,国仇以我报,民族精神我代表,冲锋陷阵拔敌旗……”这多年前的战歌,从一位94岁的老人嘴里哼出来,令人动容。

  唱歌的老人叫秦崇议,和儿子秦宏铭生活在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阳江农场大山深处。

  1938年4月,国民党在广西梧州招兵,秦崇议瞒着父母考进了国民党中央部队装甲兵团,当年5月5日,随部队开拔到湖南湘潭集训,成为国民党第五军汽车兵团一营一连上尉技术兵。

  随着战事吃紧,1941年12月23日,中英在重庆签署《中英共同防御滇缅路协定》,成立中英军事同盟,组建了中国远征军。40万中华热血男儿为民族为国家入缅作战,秦崇议所在汽车兵团,也在1942年2月改编为装甲汽车搜索队,远征进入缅甸。他的任务,就是在战场上搜索那些被敌人打坏了的装甲车进行抢修,迅速补充中国军队的战斗实力。

  1942年4月17日,在一场遭遇战中,先头部队闯到了敌人阵地上,由于情况不明,部队的装甲车被敌人打坏了,匍匐前往抢修装甲车的秦崇议,杀死了一名日军并抢到一挺机关枪。秦崇议带着机关枪兴奋地跑回阵地交给战友,再匍匐回到阵地检修装甲车,此时,日军机关枪扫射过来,将他左腿打伤。他带伤爬回自己的阵地,被战友背回卫生队抢救。

  简单包扎止血后,因伤势严重,必须送回后方医院治疗。秦崇议被战友送上车,一路颠簸,车上没有卫生员,时间长了,伤口发炎,生蛆,又痒又痛。秦崇议左腿伤处夹板脱落,肿大得连裤子都穿不上,只得赤裸下身躺在车上。

  1942年5月8日,汽车终于到达下关,秦崇议被送进西南运输处医院接受治疗,为了保命,7月23日,他的左腿被锯掉。随后,几经辗转,秦崇议和其他伤兵被转到曲靖荣誉军人临时教养院。

  (本报营根9月2日讯)

  南侨机工张修隆:

  瞒着家人偷偷回国参军

  -本报记者 范南虹

  “记不清了,老了。”对记者的采访,96岁的张修隆摆着手,过去那些战争年代的日子,已随着岁月的流逝远去了。

  张修隆是海南日报2009年开展“重走滇缅路”大型报道后,于2010年8月在海南新发现的一名南侨机工。当时,记者采访张老时,他记忆清晰,耳聪目明,如今四年过去了,当年发现的4名定居海南的南侨机工,如今仅余张修隆和吴惠民两人健在。

  张修隆1918年出生于文昌市抱罗镇里隆村一个贫寒的家庭,小学尚未毕业,就跟随在新加坡谋生的舅舅到新加坡一家餐馆打工。在此期间,张修隆认识了文昌老乡陈玉初,两人结拜为兄弟。

  1937年,“芦沟桥事变”后,张修隆和陈玉初正值年轻气盛、血气方刚,他们相约回国参加抗战。“后来,陈嘉庚号召华侨回国,为抗日救亡服务。我和陈玉初就商量一起回国,陈玉初会开车,他告诉我回国后,他教我开车。”因此,年轻的张修隆瞒着舅舅,报名参加了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

  1939年8月17日,张修隆和陈玉初从新加坡回国,成为第九批回国的南侨机工,并被分配到国民政府军政部西南运输处华侨互助社工作。兄弟俩在滇缅路上运送汽油。“在滇缅路上运送汽油比其他军用物资更加危险。因为日军经常轰炸滇缅路,一个小小的弹片炸到油桶,都会引来全车爆炸。”张修隆说,开车时,只要远远听到一点细微的飞机声,就必须马上将车开到隐蔽处藏起来。

  直到1942年5月,怒江上连接滇缅路的唯一通道——惠通桥,被撤退的国民党军队炸断,国民政府遣散了南侨机工。而战争仍在继续,张修隆被迫在昆明机场找到一份工作,直到抗日战争胜利,他复员返回新加坡。

  1949年,新中国成立。兴奋不已的张修隆从新加坡回到海南文昌,此后一直生活在里隆村。(本报文城9月2日电)

  南侨机工吴惠民:

  血性少年一心报国

  -本报记者 范南虹 通讯员 陈永忠

  96岁的南桥机工吴惠民是海南健在的两名南侨机工之一,如今定居琼海市中原镇。

  3岁时,吴惠民父亲去世,母亲一手把他拉扯大,为了让儿子长大后更有成就,母亲变卖了家中仅有一块田,将15岁的他送到新加坡谋生的叔叔处。

  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日本大举全面入侵中国。吴惠民少年血性,非常痛恨日本侵略行径,一心想归国报效祖国。但是,叔叔为了保存兄弟的骨血,坚决不同意吴惠民回国抗日。“我那时暗暗发誓,我要赶快回到祖国去!为了祖国,我要和日本兵拼了!”吴惠民说,为了瞒着叔叔回国,他改名吴钟标报名参加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

  服务团要招有驾驶技能的华侨青年,吴惠民还不会开车。“我急啊!生怕不能回国。”他立即租了一辆车苦练驾驶技术和修车技术,一星期后,他就能熟练地开车了,终于回国。

  离开新加坡后,吴惠民和同批的南侨机工经过越南回国,到达昆明后,在西南运输处训练。随后,吴惠民就驾车驱驰在滇缅路上,抢运抗日物资和军队。

  1940年,吴惠民结束了滇缅公路上时间不长的运输任务后,被当局派往重庆机械制造厂第二厂当修理工、驾驶工,巧遇一位当时在重庆担任政府要职的海南文昌老乡,经他推荐和保送,考上了黄埔军校。毕业后,因作战勇敢,从排长晋升为连长,最后升至国民党降伞第二大队第八中队上尉分队长。

  吴老曾随部队入缅对日作战,入缅作战结束后,吴惠民跟随部队回到了昆明,并于1945年6月,参加广西丹竹机场的降落作战。

  “1945年8月15日,日本向中国无条件投降的消息迅速在全国传开,举国为之振奋。”吴惠民告诉记者,当时他参加完丹竹机场降落战后,已随部队驻扎广州,部队放假一天,和驻地百姓一起欢庆胜利。

  (本报嘉积9月2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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