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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崖抗战:游击队砍荔枝树自制火炮 击毁敌人两辆军车

来源: 南国都市报 作者: 时间:2014-09-03 16:19:49   

  郑心凯老人和他的荣誉证书。

  郑心凯老人拿着老地图,告诉记者南阳在哪。

  年轻的郑心凯和他妻子。

  口述人:原文昌南阳儿童团团长郑心凯,87岁

  游击队砍荔枝树做火炮击毁敌人两辆军车

  1938年12月初,琼崖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广东省民众抗日自卫团第十四区独立队。1939年2月10日,日军数千人在海口一线登陆,是日,独立队派一中队在敌东进必经之地潭口设伏,战斗从早晨持续到黄昏。潭口阻击战,揭开了琼崖抗战的序幕。8年抗战,我琼崖抗日部队对日伪作战2200余次,毙日伪军3500余人,伤日伪军1900余人,俘虏日伪军150余人。而琼崖独立纵队指战员牺牲5600余人。

  当昨日胜利的曙光照耀在今天,我们的回望便是致敬。

  “送郎送别到后山坡,只见脚迹一行行;送郎送到那战场,冲锋杀敌勿动摇。郎你救国保家乡,在家有我顾爹娘;抗日胜利回相看,全家团圆乐洋洋。”一首南阳抗日民谣,唱出了一幕幕历史片段:抗日战争时期,“抗日模范乡”南阳乡,妻子劝丈夫,父母劝孩子,上战场保家园,抛头颅洒热血,就在这个乡村,248名革命烈士为国捐躯。郑心凯第一位妻子死在了这首民谣的歌声中时,时任儿童抗日救国团(下称儿童团)团长的他正在山岭之中,和战士们一起艰苦抗日,期盼能用鲜血换取胜利的到来。时光飞逝而过,如今87岁的郑心凯感到高兴的是,他的儿子几年前已回到荒废的村子盖了新房,重建家园。

  南国都市报记者杨金运

  实习生谢泽鹏/文

  陈卫东/图

  缴获日军重机枪14岁少年接保管重任

  8月27日上午,海口海甸岛一小区内,87岁的郑心凯老人穿着军绿色上衣,精神抖擞,一束阳光透过窗户把他的短短白发照得发亮。

  他翻开一本小书,翻到有关一挺机枪的那页。“看,我们不是一般的小孩。”郑心凯说。

  1941年7月,这挺从日军手中缴获的重型机关枪被送到了南阳乡。考虑到携带重型武器不利于打游击战,南阳抗日游击队决定,将之藏之深山,待逢到恰当时机再拿来杀敌。然而,这么大一挺重型机关枪由谁来保管呢?部队领导商量后,想到了南阳乡儿童团团长郑心凯。

  “我愉快地接受了这个重任。”当时,14岁的郑心凯借着天黑,领着战士把重机关枪扛到村子后边的山洞中藏匿起来。郑心凯经常溜进山洞,用干净的布条擦拭或上上油,悉心呵护着它。

  郑心凯带领的儿童团为了抗日搞宣传,传情报。郑心凯印象深刻的是,1942年上半年,在一次带领儿童团到前线给部队送粮食送水时,他在灌木丛中发现一个倒下的战士。当时的担架队以为战士已经牺牲了,但心细的郑心凯发现他还有气息,赶紧招呼担架队将战士送去治疗。

  1939年2月,日寇侵琼。日军占领文昌县城后,战火很快燃烧至南阳乡。南阳乡的状况迅速调成全民抗战模式。土改革命时活跃的战士,把枪口对准了日寇。“那时候,妻子鼓励丈夫,父母鼓励孩子上前线。”郑心凯说,拥有120多人,90多条枪的文昌第一支抗日武装南阳乡抗日游击中队,在群众呼声中建立起来,队长是“三爹良”李良。

  “当时没有炮,就砍荔枝做炮。把荔枝木劈成两半,中间掏空,再合起来。”郑心凯兴奋地比划着说,先把火药上进去,再上一些砸铁锅砸出来的铁砂。1939年5月,日军进犯南阳,战争打响,早已在文南公路两旁埋伏的游击队点燃荔枝炮,怒吼的炮弹击毁了敌人两辆军车,阻止了敌人前进。

  游击队队员随即开枪,击毙敌人数人,缴获步枪7支及子弹100多发。“敌人搞不清楚遇上什么厉害的武器,仓皇逃跑。”谈到此处,郑心凯老人情不自禁地唱起“大刀向鬼子的头上砍去……”

  不愿被敌人侮辱乡里妇女集体投河

  尽管装备落后的南阳抗日游击队英勇抗敌,日军仍是依靠飞机大炮占领了南阳乡。

  郑心凯记得,此时,抗日的热情没有因家乡的失陷消减,反而倍增。商家毫不犹豫地拆掉商铺,搬来石头填满水井;农村群众连夜抢收庄稼,把牲畜和粮食藏进山里,并毁掉公路要道,“我们搞坚壁清野战术,破坏公路桥梁,把一种有毒的树籽捣破了,放到日军用水的地方,搞到水不能喝,洗澡的话也发痒。”郑心凯说。

  与此同时,游击队“能打就打,不能打就跑”,“打不了大部队就挑打三个五个的,搞得日军不得安宁。”没房住、没水喝,路和通讯常被断,到处挨打被袭,日军只好缩回文昌县城据点。

  时任文昌县群众抗日联合会主任的李光邦回忆说,“南阳乡的群众好,年轻的上前线,不上前线的就搞后勤服务,全民抗战。”李光邦记得,有一天,他在一个革命堡垒户叶三婆家,“她说想给她远在南洋的一个亲戚报名参加共产党,我问她为什么,她说你们共产党好。”至今想来,李光邦心里仍是满满的感动。

  “战士的吃喝,都靠这些群众啊。”李光邦说,该乡大部分青壮年参加了抗日武装。

  恼怒的日军开始对南阳乡实施“蚕食”、“扫荡”。“你知道什么叫‘蚕食’吗?就是日军出动小队人马,一个村一个村去屠杀,就像蚕吃叶子一样。”郑心凯说,在这场“蚕食”中,他没有了村子,没有了家园,也没有了家人。而整个南阳乡全乡48个自然村、697户、3000多人,有18个村被日寇夷为平地,79户被杀绝,超过一半的村民遇害。

  1943年,“脱产”外出革命的郑心凯从逃生出来的邻村村民口中得知噩耗,一手将他带大的伯母和姑妈都被日军所杀害。他的第一任妻子,也被杀害于深山之中。“死不见尸。我去找她们的尸体,却找不到她们在哪里。”郑心凯欲哭无泪地说,他的祖母为了躲避日军,在河边挖了一个地洞,和另一位亲戚住在里面,也惨遭横祸。

  “她说住在河边,如果敌人发现她她就跳河。我十天八天回来看她一次。”郑心凯说,没想到祖母果真被敌人发现了。“她们都跳了河,亲戚活下来了,祖母却不知道哪里去了。”至今,郑心凯仍不知道祖母的尸骨,曝晒在哪一片月光下。

  与郑心凯的祖母相似的是,1942年的一天,南阳乡几名妇女被日军追赶,跑到美丹溪时,妇女们不愿被敌人侮辱,集体投入美丹溪。

  以死相抗,成了关于南阳乡抗战记忆里一种悲壮的抗争。

  天冷得鱼被冻死

  仍坚持抗战

  其实,在家人死于日军屠刀之下前,郑心凯出生后一年,他的父亲郑庭云便在琼海为革命献身了。5岁时,母亲改嫁,郑心凯成了孤儿。

  失去亲人的郑心凯只能把家仇化为抗日的动力,把眼泪吞进肚子里。“我告诉自己我已经是参加革命的人了,可以悲伤,但不能流泪,不能被击败。”

  缺衣少粮,武器装备落后,药品稀缺,困扰着当时的南阳抗日游击队。郑心凯的任务也越来越重,先后任乡抗日民主政府助理员,乡总支委员、乡总支书记、中共区委委员、乡民主政府乡长。1944年,在取情报的路上,郑心凯被国民党部队开枪打中右手手掌,由于缺乏足够的医疗条件,只能就地用树叶和盐巴止血,腐烂严重就找来草药。

  直到如今,郑心凯老人的手指仍无法自由张开,行军礼时手指都无法伸直。因为缺医少药,不少战友得不到治疗,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艰苦还不止这些。“我记得,有一年冬天很冷,附近的海域里有很多死鱼,没有粮食,但我们还是很高兴,去海边捡死鱼吃。”郑心凯记得,到了晚上,没有衣服穿,他穿着一个裤衩和衬衣,冷得瑟瑟发抖,“我们只能不停用手搓脚,把稻草堆起来,中间挖个洞钻进去取暖过冬。”

  “有人甚至冻死了。”郑心凯说,他们还是依靠自己,度过了这个残酷的冬天,见到了日军投降的那一刻。

  “有了他们的担当

  才有现在这时代”

  解放后,郑心凯找回了改嫁的母亲。“我的母亲改嫁后嫁给一户穷困人家,她的丈夫被日军强征为劳动力并被殴打致死。我找回了母亲,抚养她直到前些年去世。”

  一大叠剪报纪念册,是郑心凯收集的关于“抗日模范乡”南阳乡的历史记录。“有了他们的担当才有了现在这时代。”郑心凯翻阅着资料说。

  南阳乡被并入文城镇之后,“南阳乡”从地图上消失了。“不管怎么样,南阳乡的存在,是历史的客观存在,谁也否定不了。”郑心凯说,令他感到欣慰的是,几年前,他的儿子回到当年他成长的岭仔园,重新盖了房子。“虽然我跟他关系不好,但毕竟他重新回到了故土,重建了家园。”

  口述人:琼崖华侨联合总会回乡服务团代表符克的女儿符曼芳,78岁

  五封家书盛满父亲一片救国心

  

  符克女儿符曼芳。

  符克遗像。

  “即使遭遇不幸,也算是我所负历史使命完结了……”窗外下着雨,78岁的符曼芳读着父亲符克留下的家书。这些书写年代为1940年代的家书,如今读来,字里行间仍浸透着一位归侨身为儿子和丈夫、父亲的愧疚,更浸透着他为了救国不惜牺牲自身生命的爱国魂。

  符克是琼崖华侨联合总会回乡服务团的代表。该团先后有245人分五批冲破日军的海上封锁,回到琼崖参加抗战。而符克所留下的几封家书,记载着多少心事,读哭了多少人!

  南国都市报记者杨金运

  实习生谢泽鹏文/图

  一次诀别辗转多地只为救国

  符克唯一的孩子符曼芳对符克的回忆,定格在了1939年的那次诀别。

  “1939年日本侵略海南时,祖母一个人孤守家门,让母亲带我逃生。我们跟随逃难的乡亲乘着大帆船去越南西贡。”符曼芳说。

  选择待在越南还是中国,对于符克来说,是家与国之间的取舍。1937年秋,手捧崭新的暨南大学毕业证,越南多家学校和工商界竞相聘请符克加盟。“爷爷也希望父亲能回越南创建家族企业,为此,爷爷千里迢迢来上海做父亲的思想工作。”符曼芳说,父亲仍是拒绝前往越南,选择去延安。

  中共海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写的《琼崖侨魂》记录了这段往事。“当前,国家正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儿子决定留在国内,与全国同胞共赴国难,请父亲、哥哥以及家人多多原谅。”符克对他的父亲说。

  在符克心中,没有国,便不可能有家。

  一年后,为了发动华侨抗日,符克又风尘仆仆去了越南。“1939年我跟父亲相聚了几个月,他又要回国了。”符曼芳说。

  当时,妻子已有孕在身,符克却不能不离开。一张照片中,符克在甲板上一身西装,脸上充满了不舍。“我还小,我妈妈挺着大肚子牵着我。父亲跟母亲说,把孩子生下来再去找他。”符曼芳说,送别队伍有几十人,但大家都掩饰情绪,不敢暴露目标。“家里人都偷偷落了泪。”符曼芳说。

  没想到,甲板上的这一回眸,竟是永别。

  1939年4月开始,琼崖华侨回乡服务团除了7人在海上被日军杀害外,先后有245人分五批冲破日军的海上封锁,回到琼崖参加抗战。1940年6月19日,越南团与香港团、星洲团在琼山县树德乡成立“琼崖华侨联合总会回乡服务团总团”,符克任总团长,同时兼任“琼侨总会救济部驻琼办事处”主任。琼侨回乡服务团的主要任务是:宣传发动民众抗日救国;给抗日军民送医送药;加强琼崖和海外琼侨沟通;调查情况,向海外介绍琼崖抗战情况并揭露日军暴行。

  破烂麻袋装着重于千金的家书

  海口龙昆南路,海南师范大学校园内一个宿舍里,雨越下越大,读信人眼里含着泪。

  符曼芳记得,父亲离开后,母亲生下了一个弟弟,但两天后就夭折了。失去儿子的母亲带着符曼芳,回国途中又惊闻了符克牺牲的消息。

  1940年8月,符克决定以华侨团体的身份,斡旋国民党当局搞好国共合作团结抗战,尽管当时中共琼崖特委领导人冯白驹指出恐怕人身安全难以保障,但最终被符克说服。

  也就是在那个燥热的夏天,一枚子弹穿过符克的胸膛。这位抗日华侨就像一颗流星,划过抗日救国的天际,那么闪亮。

  “我1946年又出了国,1952年回国前一晚,全家都睡了,我五叔轻轻拍醒我,说有话跟我讲。”符曼芳回忆,她五叔把一堆相册、纪念册、书信等物品放到她的书桌,“他说这是我父亲的遗物,在我离开前给我过目一下。”

  汽笛一声响,符曼芳再次见到五叔,已隔了半个世纪。

  1993年,符曼芳收到了一个破破的小麻袋,只有一本小书那么点大,“掉在地上都没人捡的那种”,而当她小心翼翼打开才发现,里面的东西比金子还重要。那是一些照片、纪念册以及几封家书。纪念册中有中共老一辈革命家陈云、董必武等,寄语符克的抗日励言;有著名作家丁玲、戏剧家曹禺的亲笔勉励……而家书,如今被放大,静静地陈列在符克烈士纪念馆。

  家书明志生前已做好死的准备

  放在符克烈士纪念园的三封书信,映照过多少人的泪水,没有统计,也无法统计。但透过那些文字,是一份时间也冲刷不掉的爱国情怀。

  家书中,25岁的符克书写着自己的选择,“我们是一个平常的人,倘不敢冒险前进,寻求出路,是不会有光明之日的……”

  当时,组织各种抗日团体的符克心里装着光明:“爸和哥,别挂心吧!鬼子赶出国土以后,我们一定能够得以共叙天伦之乐的!”信中,符克表达着对生活的爱,同时表达着对死的无惧。“假使遇到有不幸,也算是我所负的历史使命完结了,是我的人生的最大休息了……”在第三封家书中,没有华丽辞藻,在救国之事面前,连生死这样的大事,都被符克说成是平常事。

  “爸和哥!你们宠爱和抚育我的艰辛和尽职,我时刻是牵挂着的。不过,在中国这样的国家里头,特别是在这样严重的困难时期中,我实在没有机会与能力来报答你们。也许你们会反骂我不情不孝吧。爸和哥别怀疑和无悔吧!我之所以参加救国工作,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为的是尽自己之天职。尽其能力贡献于民族解放之事业而已。”

  符克将他的思念,他的愧疚,他的信仰,化作了只言片语的家书。这些家书,已是符曼芳最珍贵的东西,读着,一遍,又一遍,泪眼朦胧。

  一字之别琼崖华侨爱国情延绵

  曾参加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李光邦是符克的女婿,他参加革命时也深受符克影响。这些年,年迈的他为建立符克烈士纪念园等事宜而奔波。

  李光邦说,大概是1994年的某一天,他在饭馆遇到了一位史姓华侨,该华侨得知李光邦正参与建设烈士纪念园,说了一段话。“他说他们现在回国捐钱做公路,捐钱做学校,都是出于爱国,但他们的爱国和符克的爱国只差别一个字。他说一个是建国,一个是救国。”李光邦回忆说。

  李光邦豁然开朗:无论是建国还是救国,本质都是对祖国的爱。“这位华侨说,符克在那个年代为了国家不惜流血牺牲,精神对他感触很大。”李光邦说,受符克事迹感染,这位史姓华侨回到新加坡后,四处宣传符克事迹,发动捐款,为建设符克烈士纪念园筹集了数万元。

  口述人:琼籍南侨机工吴惠民,96岁

  改名改年龄瞒着家人回国抗日

  96岁的吴惠民,身体十分硬朗

  琼籍南侨机工,对于琼崖抗战史来说是一个特殊的存在,他们服务地不在海南,却都是来自海南。如今,琼籍南侨机工在世的仅有2人,我们诉说他们的故事,希望历史能铭记。

  南国都市报记者孙学新文/图

  琼海市中原镇一间普通楼房内,96岁的老人吴惠民,着一身黑色唐装很是精神,他摊开一份《参考消息》,拿起放大镜,逐字逐句读着国内外要闻。每天一个多小时的读报时间,吴惠民最关心的是中日关系,“总能想起抗日战争的激烈场景。”

  75年前,以“南侨机工”身份从新加坡回国参与抗战的吴惠民,亲历了冒死护送军事用品的险情,更曾带领60多名战士击退日军的进攻。哼着些许走调的《义勇军进行曲》,吴惠民开始回忆起那段峥嵘岁月。

  1937年,来自家乡母亲的信件,牵动着远在新加坡投奔叔叔工作学习的吴惠民的心。信中告知,日本侵华,日军强迫村民去修工事,筑堡垒,修机场。“那时叔叔常带我参加抗日活动,还教我做手工花义卖,赚的钱捐给国家。”吴惠民说。

  1939年,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号召华侨中的年轻司机和技工回国,组成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投身全国抗日救国的服务工作。

  然而,不会开车也不会修车的吴惠民,被拒之门外。“当时很着急啊!生怕服务团不要我,我就自己花钱租了辆车到野外练,练了一个星期可算学会了。”再次赶去报名时,又因是家中独子而遭到叔叔劝阻,“我原名叫吴钟标,为了能顺利报上名,就瞒着叔叔改了姓名和年龄,偷偷去报名才入选了。”

  1939年8月14日,是吴惠民离开新加坡,跟随服务团回国的日子。“每个人脸上都是兴奋。能有机会回国抗日,忠心报国,收复失地,这是最高荣誉。”经越南到达昆明后,吴惠民被分配到西南运输站,负责滇缅公路上的运输任务,“国际上捐赠的军事物资,通过缅甸运到云南昆明,再分运到重庆或延安。我们作为机工,除了为抗日前线的战士们运送军火和药品,还要负责修理被炸坏的汽车。”

  每一次运送,都是一场冒险。曾有一次被日军飞机追着扫射,吴惠民和同行机工只能在陡峭的山路上疾驰,摆脱险情前一刻,同行机工还被子弹射中受重伤。

  结束滇缅公路运输任务后,吴惠民就读黄埔军校,毕业后被派遣到四川,少尉军衔。整个从军生涯中,他最引以为傲的是曾带领战士两次击退日军进攻,特别是在云南畹町的一场高地之战。

  耄耋之年的吴惠民,享受着四世同堂的天伦之乐,但仍保留着当年的习惯,牵挂着那些人和事。“9月1日,我接到邀请,要去昆明参加纪念日活动。但我知道张修隆去不了,他身体不舒服不能坐飞机。”时至今日,吴惠民还通过各种途径牵挂着战友的消息,他说,抗战时期出生入死的经历和满腔热血的爱国情怀,一生都不会忘。

  记者从海南省外侨办获悉,从1939年2月起,在“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和侨领陈嘉庚先生的号召下,先后有3193名南洋华侨青年组成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分九批远渡重洋回到祖国,其中琼籍华侨800余人。至今海南健在的琼籍南侨机工仅有2人,分别是琼海中原镇的吴惠民,文昌市抱罗镇里隆村的张修隆。

责任编辑: 王丽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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