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政瞭望

　　司马童

　　为了改革精简工作流程，民政、公安和社区等部门单位停开了不少繁琐证明，为老百姓省了不少麻烦。但近日有不少群众反映，一些保险公司、银行、公证部门等机构在办事时依然需要老百姓提供相关证明。要证明的继续要，但开证明的不给开了，有些地方出现了“过去办事跑腿费劲儿，现在干脆办不了”的现象。(11月23日《人民日报》)

　　开证明成了公众诟病的热门话题，不是说所有的证明都属“瞎折腾”，而是指有些部门将本应承担的责任，自己不去履行，却把调查、核实相关事宜的压力，推给了社区或其他部门。也正因为某些部门“想证就证”，使得百姓的“证明烦恼”有增无减，甚至被累得苦不堪言。

　　简政放权是民心所向。按理说，在这种要求下，加在老百姓身上“可开可不开”的证明应会越来越少了。但事实却表明，上层设计要落实于基层服务，似乎还有一个“磨合”过程。究其原因，简政放权的务实理念虽然明确，但到了具体环节，还在用老的规则和流程办事。于是，“肠梗阻”的景况便出现了，这一头不开证明了，而另一头却不管不顾，拿不来证明事情就“卡”在了那里。

　　早有专家建言，解“证明难题”，最好的办法是信息共享、多方联动。如果各部门能尽快联网共享相关信息，一家单位需要证明什么，通过内部网络在另一家单位的信息库一查便知，就能让老百姓少跑冤枉路。但除了这一不足与欠缺，现实中过多过滥的“证明扰民”，其实也暴露了某些单位和部门墨守成规、服务僵化。这种现象，说轻了是种工作惰性，言重了，则也未必不存权力刁难的不良习气。

　　在共享“大数据”尚需时日的当下，政府部门不妨也给各种各样的开证明要求，设一道审核验证的“证明关”，列出一份有必要开证明的“许可清单”。给开证明设一道“证明关”，方便的是群众，“刁难”的是有关机构和部门。只有让要求开证明者越来越感到“发号施令”有难度、多掣肘了，那么被要求开证明的，才会越来越觉得“服务生态”的日益改善和提高了。在此基础上，通过现代技术和科学管理，再将“证明扰民”来个断根而治，便也是理所当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