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

　　我们说过中国运气好，工业化从一开始就以煤炭为能源，避免了英国式的生态灾难。鸦片战争前我国森林覆盖率为17%，历经一个世纪的动乱，1952年仍有12.5%，比英国现在的森林覆盖率还高。此后半个世纪近乎0增长，到21世纪成了“世界工厂”，有钱大量进口木材，森林覆盖率才迅速攀升到20%以上。

　　中国有煤有铁，具备自然资源。人民刻苦耐劳，还有民间资本——一批商帮、钱庄誉满天下，所以不只一个西方传教士预言，一旦中国人把自己旺盛的精力，从传宗接代转移到为积累资本振兴实业，必将在国际市场上成为西方的劲敌。还说在中国，工业化主要取决于人的觉醒，尤其是政府的觉醒。两次鸦片战争和镇压太平天国暴动，使官方既饱尝了船坚炮利的凶险，也品味了洋枪洋炮的甜头。清政府和太平天国双方，争相购买洋枪洋炮，聘请洋教官，甚至成建制地雇佣西式军队。由于八旗兵腐化，汉族地方武装成为同治中兴的主力军。造枪比买枪便宜，促使地方实力派带头搞工业化。洋务运动五大领袖奕祈、文祥、曾国藩、左宗棠和李鸿章，后三人都是汉族地方大员。

　　说来有趣，指导中国工业化的最高司令部，竟然是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一直到民国初年陆征祥外交改革，才把许多原本应属于内政的经济职能，交还给经济部门。从前与外国打交道的只有理藩院，可西洋各国并非藩属，国势又个个都比中国强，才不得不专设总理衙门开展“平等”外交。它最初居然只是个临时机构，附属于军机处，“俟军务肃清、外国事务较简，即行裁撤”。总理衙门不单设领导班子，由军机大臣统揽， “办夷之臣，即秉政之臣”，于是总理衙门汇集了内阁各院部代表，与军机处号称“两府之地，互为表里”，外交部门就远远高居于各部门之上，无论军事、政治、经济、文化还是文化教育，只要一沾洋务，就统统收归总理衙门管。难怪数十年间，机构越滚越大。

　　然而军机大臣们不可能都懂洋务，绝大多数都是外行，所以中国外交决策才格外笨拙。首任主管恭亲王奕祈水平就不高，大学士文祥还像个样子，1876年文祥一死，继任者多为平庸之辈，唯李鸿章、袁世凯例外，因为他们都以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位列军机。总体上看，总理衙门作为司令部，指挥并不得力。

　　中国近代工业化，主要是靠东南沿海地区的地方实力派搞起来的。招商局、造船厂、煤铁矿区、钢铁厂和军工厂、邮政局、电报局、铁路、公路、银行……，样样出自地方实力派之手。直接参与建设的是两类人，一是洋务派官僚，二是东南沿海受西洋文化熏陶的知识分子，后来则干脆换成“海归”专业技术人才。还有传统金融家出身的转型人物，几大实力派的“钱袋子”,如左宗棠的胡雪岩、李鸿章的盛宣怀、袁世凯的周学熙之类。权力和金钱网罗知识人才，听起来不美，但在那个时代，又必不可少。马克思说资本与罪恶同源，确实不假。

　　通观中国早期工业化：中央无能无为，地方有能有为，与日本“明治维新”的情况刚好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