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近代以来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必然抉择

　　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明确指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近代以来我国发展历程赋予的规定性和必然性。这一重要思想既是对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道路及其规律的科学揭示，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中指导作用的深刻总结，既具有厚重的历史感，又具有鲜明的现实针对性，对于哲学社会科学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

　　一

　　近代以来，随着西学东渐，抱残守缺的中国传统儒学在西学浪潮的冲击下日渐式微。在此背景下，中国知识界或是希望从传统中开新，或是致力从西学中求变。然而，一次次的努力都未能从根本上扭转近代以来中国文化的历史命运。正当中国知识界痛苦彷徨之际，俄国十月革命震撼了整个世界，使马克思主义成为举世瞩目的焦点。正如李大钊所说：“自俄国革命以来，‘马克思主义’几有风靡世界的势子，德奥匈诸国的社会革命相继而起，也都是奉‘马克思主义’为正宗。”(《李大钊史学论集》，河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页)作为一种崭新的思想理论，马克思主义给当时沉闷的中国思想界注入了新风，引起了当时正在向西方思想库中苦苦探求救国救民真理的中国进步知识分子的浓厚兴趣。李大钊锐敏地指出唯物史观是认识社会、改造社会的科学方法，“为史学界开一新纪元”。当时有关介绍唯物论或辩证法的著作、译作大量出版，甚至在大学讲坛，马克思主义哲学都占有一席之地。对于唯物史观影响学术界、思想界的空前盛况，甚至连当时对马克思主义持质疑态度和批评立场的一些学者也不得不承认，“无论赞成与反对，而唯物辩证法闯入哲学界总可以说是一个事实”。(张东荪编：《唯物辩证法论战》，北平民友书局1934年版，第135页)

　　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蔡和森、邓中夏、瞿秋白、周恩来、董必武等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群体，绝大多数是具有较深文化学养的知识分子，其中李大钊、陈独秀还是北京大学的知名教授。这一特点使他们从初识马克思主义开始，在把它作为观察社会、认识社会和改造社会的思想武器的同时，也开始初步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从事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在这方面，李大钊在历史学、政治学、法学、伦理学、经济学等各个学科领域做出了拓荒性的学术建树，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派的形成奠定了初步的基础。胡乔木说过，“作为革命家的李大钊，仍然不失学者的本色”，他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奠基人”，“在其他学科领域，他也做了不少开创性的工作”。胡乔木高度评价了李大钊在中国学术中的开拓性贡献，他指出：“作为一个拓荒者，他在思想文化领域中所进行的一些草创性工作自然不免粗糙，然而他在中国第一个用马克思主义指导革命和占领哲学、社会科学阵地的历史功绩，是不可磨灭的。”(《胡乔木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97—298页)

　　二

　　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一种批判的学说，是在与其他社会思潮的相互争论中，显现出它作为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所具有的优势。新文化运动打开了思想的闸门，短短几年时间，西方林林总总的思想、学说登上中国的思想舞台。五四运动以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的同时，也伴随着同当时各种社会思潮的相互争锋。从1920年代初到1940年代末，近20年间就爆发了“问题与主义”论战、社会主义论战、东方文化问题论战、“科学与人生观”论战、唯物辩证法论战、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中国哲学史论战、中国文化出路论战，等等。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与其他思潮的相互碰撞中，既彰显了其理论和方法的科学性，不断扩大其政治和学术的双重影响力；又从对立思潮的批评中吸取了可资借鉴的思想启迪，从而进一步完善自身思想的严谨性，进一步结合中国国情加快了理论的本土化、民族化进程。

　　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陈独秀发表了《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等文章，运用唯物史观揭示了包括儒学在内的思想、道德等上层建筑，都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因此，应当从经济基础的变动去解释思想变动的原因。这就从学理上对孔子学说为什么不适合今日社会而必须推翻这个问题做出了有说服力的阐述，从而也使孔子思想研究和儒学研究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唯物史观这一崭新的研究方法在学术研究和争论中初步表现出其深刻性。尽管大革命在1927年遭到失败，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学术界并没有销声匿迹。1930年代，中国思想界围绕中国社会性质问题引发了一场大论战。这场思想大论战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也是一场关于在学理层面是否具有科学性的考验。郭沫若在大论战之后用唯物史观为指导撰写了享誉学界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他写作这部著作的初衷，一是受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的启发，发现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这本著作“没有一句说到中国社会的范围”，于是决心以这部名著的研究方法为“向导”来撰写“续篇”，同时也想以之来验证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性。正如他自己所说：“我主要想用辩证唯物论来研究中国思想的发展，中国社会的发展，自然也就是中国历史的发展。反过来说，我也正想就中国的思想，中国的社会，中国的历史，来考验辩证唯物论的适应度。”(《沫若文集》第8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版，第311页)郭沫若的研究不仅结出了硕果，而且走上了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来研究中国历史的学术道路，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学派的一代宗师，深刻影响了几代学人。

　　还有不少学者，受到当时氛围的影响，也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产生了些许的兴趣，读了部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经典名著，受到他们思想的影响，并且自觉或不自觉地影响到他们的学术研究。比如，历史学家何兹全在1930年代初在北京大学史学系师从陶希圣从事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但他也读过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德国农民战争》、考茨基《托马斯·穆尔及其乌托邦》《基督教之基础》等著作。此外也读过马克思《资本论》的部分内容，这对他后来的史学思想和研究方法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他在晚年回顾自己的史学观和走过的学术道路时说，在他读过的马克思恩格斯等人的著作之中，“对我以后研究中国古代和中世史影响大的是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德国农民战争》和考茨基的《基督教之基础》。我从这些书里学习的是读史、学史和写史的理论和方法及辩证法和唯物论”。(《何兹全文集》第6卷，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33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