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来指导中共建党的共产国际代表,是维京斯基。他早年当过裁缝,后来在北美搞过多年工运,倍受列宁器重。其来华使命有二,一是调研,看看去年震惊世界的五四运动,到底是谁领导;二是选址,看看帝国主义租界上海,作为共产国际远东局的驻地是否合适。维京斯基见多识广,亲切质朴,有问必答,风度翩翩,在北大广受欢迎。因此成功地宣传马列主义,辅导中共筹建。不料莫斯科中途换人,让马林替代维京斯基,此公一出场就得罪了陈独秀,造成了僵局。
马林是荷兰人,本名斯内夫利特,工人出身搞工运,自然游刃有余。1913被荷共派往荷属东印度——即印度尼西亚——领导反殖民当局斗争。1914年在印尼创立了共产党的前身社会民主同盟后,发现更早建立的伊斯兰教联盟,集经济、社会、宗教功能于一身,在人民群众中影响巨大,就在1916年促成社会民主同盟和伊斯兰教联盟搞大联合,双方成员在保持原有盟籍的同时,对等加入对方组织。这一招还真灵,果然使新成立的社会民主同盟身价倍增、影响扩大,这就是享誉共产国际的“爪哇经验”,或称“斯内夫利特经验”。共产国际走马换将,显然想在中国复制该经验,促成国共合作。马林行事大刀阔斧、雷厉风行,能博得印尼工人衷心爱戴,却引起中国知识精英反感。人们说他像个“白人老爷”。
假如没有马林,中共“一大”不仅要推迟一两年才召开,而且在召开的当天就会夭折。因为陈独秀主张“慢慢来”,马林不仅热心促成,还是两名临场指导之一。掌管钱袋的尼科尔斯基权力更大,却被滔滔不绝的马林把戏抢了。他多谋善断,机智果敢,闯入会场的可疑男子刚一离开,马林立即下令转移,不出半小时,大批警员就来搜捕。好险!尽管代表们都对马林言听计从,他还是对“南陈北李双双缺席”不满,尤其反感陈独秀到广东“资产阶级政府”去作官,一再催促陈独秀速来上海,中共中央总书记大位一日不可虚悬。张国焘被马林看好,因为他不见外,一开始就大大方方,向共产国际申领经费。陈独秀则不然,主张财务独立自力更生,还要求党员们坚持业余干革命,不当“职业革命家”。中共党人感情上支持陈独秀,理智上又愿意从实际出发,说我们穷得连路费都没有,李大钊还自费养人,既然“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对共产国际何必见外?陈独秀见外,马林恼火,两人一谈就崩,谈一次崩一次。
不料关键时刻,上海租界反动当局帮了大忙,他们逮捕陈独秀等人,搜出全部文件和宣传品。陈独秀为了掩护同志大包大揽,叫大家把责任往他一个人头上推,让马林深受感动,不惜重金收买租界腐败官员,成功营救陈独秀,令他感恩不尽。所以一出狱,陈马二人就成了“铁哥们”,张国焘观点也被接受:“不说四海之内皆兄弟,也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嘛!既然咱们干的就是世界革命,又何必拒绝共产国际的钱呢?
从此中共正式成为共产国际的支部,大大方方地接受财务支持。早期中共只有陈独秀、李大钊和张申府三个人有固定工资,怎么养得起那么多职业的革命家及家属。六年之后,50名共产党员膨胀成5.7万。固然因为陈独秀领导有方,也因为共产国际大力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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