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来指导中共建党的共产国际代表，是维京斯基。他早年当过裁缝，后来在北美搞过多年工运，倍受列宁器重。其来华使命有二，一是调研，看看去年震惊世界的五四运动，到底是谁领导；二是选址，看看帝国主义租界上海，作为共产国际远东局的驻地是否合适。维京斯基见多识广，亲切质朴，有问必答，风度翩翩，在北大广受欢迎。因此成功地宣传马列主义，辅导中共筹建。不料莫斯科中途换人，让马林替代维京斯基，此公一出场就得罪了陈独秀，造成了僵局。
马林是荷兰人，本名斯内夫利特，工人出身搞工运，自然游刃有余。1913被荷共派往荷属东印度——即印度尼西亚——领导反殖民当局斗争。1914年在印尼创立了共产党的前身社会民主同盟后，发现更早建立的伊斯兰教联盟，集经济、社会、宗教功能于一身，在人民群众中影响巨大，就在1916年促成社会民主同盟和伊斯兰教联盟搞大联合，双方成员在保持原有盟籍的同时，对等加入对方组织。这一招还真灵，果然使新成立的社会民主同盟身价倍增、影响扩大，这就是享誉共产国际的“爪哇经验”，或称“斯内夫利特经验”。共产国际走马换将，显然想在中国复制该经验，促成国共合作。马林行事大刀阔斧、雷厉风行，能博得印尼工人衷心爱戴，却引起中国知识精英反感。人们说他像个“白人老爷”。
假如没有马林，中共“一大”不仅要推迟一两年才召开，而且在召开的当天就会夭折。因为陈独秀主张“慢慢来”，马林不仅热心促成，还是两名临场指导之一。掌管钱袋的尼科尔斯基权力更大，却被滔滔不绝的马林把戏抢了。他多谋善断，机智果敢，闯入会场的可疑男子刚一离开，马林立即下令转移，不出半小时，大批警员就来搜捕。好险！尽管代表们都对马林言听计从，他还是对“南陈北李双双缺席”不满，尤其反感陈独秀到广东“资产阶级政府”去作官，一再催促陈独秀速来上海，中共中央总书记大位一日不可虚悬。张国焘被马林看好，因为他不见外，一开始就大大方方，向共产国际申领经费。陈独秀则不然，主张财务独立自力更生，还要求党员们坚持业余干革命，不当“职业革命家”。中共党人感情上支持陈独秀，理智上又愿意从实际出发，说我们穷得连路费都没有，李大钊还自费养人，既然“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对共产国际何必见外？陈独秀见外，马林恼火，两人一谈就崩，谈一次崩一次。
不料关键时刻，上海租界反动当局帮了大忙，他们逮捕陈独秀等人，搜出全部文件和宣传品。陈独秀为了掩护同志大包大揽，叫大家把责任往他一个人头上推，让马林深受感动，不惜重金收买租界腐败官员，成功营救陈独秀，令他感恩不尽。所以一出狱，陈马二人就成了“铁哥们”，张国焘观点也被接受：“不说四海之内皆兄弟，也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嘛！既然咱们干的就是世界革命，又何必拒绝共产国际的钱呢？
从此中共正式成为共产国际的支部，大大方方地接受财务支持。早期中共只有陈独秀、李大钊和张申府三个人有固定工资，怎么养得起那么多职业的革命家及家属。六年之后，50名共产党员膨胀成5.7万。固然因为陈独秀领导有方，也因为共产国际大力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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