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文体

　　《海南通史》：

　　“私家治通史”的一部力作

《海南通史》发布会现场。陈蔚林摄

　　彭京宜

　　周伟民、唐玲玲两位教授所著的《海南通史》，已经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这部通史皇皇六卷，包括先秦至五代十国卷、宋元卷、明代卷、清代卷、民国卷和当代卷，可谓内容周全、材料丰富、立论公允、论述深入、填补了区域史研究的一大空白，是“私家治通史”的一部力作。它所具有的独特而鲜明的特点，让人印象深刻并且难以忘怀。

　　以专题研究为深厚基础

　　以专题研究为深厚基础，是《海南通史》的第一个重要特点。为了给《海南通史》奠定深厚的基础，作者择取了20多个重要专题进行了研究，这些研究不是浮光掠影式的，而是极其深入的。作者写道，其一是贯穿整个通史的专题，例如编纂《海南地方志丛书》《海南先贤诗文丛刊》《海南金石概说》《“风俗”与“神圣”——海南黎峒习俗考略》等。其二是在几个朝代都有影响的专题，例如对碑、碣、匾、铭、额、联的调查、收集、整理工作，编纂《<明清实录>中的海南》等。其三是横向联系中有价值的专题，例如研究文身文化、树皮布石拍文化等。其四是在历史的关节点起关键作用的专题，例如编纂《南海天书——海南渔民“更路簿”文化诠释》《海南海盗史略》《宋耀如——宋氏家族奠基人》等等。

　　这些专题研究的成果，极大地丰富了《海南通史》，使它具备了丰厚的内涵：既有通史的“史识”，又有专题的“史才”;既具备了广阔视野，又能够洞微识幽;既做到了高屋建瓴，又能够见微知著。这本通史的丰厚性，是当下许许多多从报刊到报刊、从文献到文献、从网络到网络的“史家”们所完全不能比拟的。

　　以民众感受为重要依据

　　作者认为，治地方史，国家的存在是无法避免的，还是要以帝王的朝代为主线，记述治乱兴亡和典章制度。但是，地方史是当代人的历史，他们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价值观念和思想感情无处不在，应当尽可能充分地表现。这些见解，表现了他们观史的高度。修史不能完全离开帝王将相的故事、治乱兴亡的悲欢和典章制度的兴替，完全抛弃这些东西，历史将不再是历史;同样，修史也不能完全离开底层民众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价值观念和思想感情，完全抛弃这些东西，历史也不成其为历史。以“历史唯物主义”的名义执其一头，而否定另一头，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歪曲。

　　基于此，作者将笔触伸进了底层民众的生活，不仅伸进了先住民黎族百姓的生活，而且伸进了后来上岛的汉族、回族和苗族百姓的生活。在“先秦至五代十国卷”中，它描述了海南先住民黎族的源流，临高语族和仡隆语族迁入海南的史实等。在“宋元卷”中，它描述了迁移到海南的回族，黎汉民族的融合等。在“明代卷”中，它描述了黎族反抗官府的斗争，家谱背景下海南汉族的移民，以及这一时期的苗族、回族、疍民和客家人的生存状态等。在“清代卷”中，它描述了海南民间宗教和民俗风情等。这一切，使得作者获得了更多的民间角度、民间立场和民间感情，从而也使这部通史获得了肥沃的土地和旺盛的生命力。

　　“回到历史现场”

　　细读《海南通史》，你就会读到作者“田野调查”的深深足迹，这种“田野调查”确实非同一般，它可以使你从史书的字里行间里闻到扑鼻的泥土芬芳。

　　作者说道，最早的一次“田野调查”发生在1989年，他们去东方县参加黎族的“三月三”活动。那一次，他们去了天安乡的许多村庄：安都、抱由、中方、上新、土蛮等等。看激情似火的集会，听悠扬悦耳的音乐;赏情真意切的情歌，窥你欢我爱的幽会。在那样的情天恨海的熔炉中，谁能够不被融化呢?最长的一次“田野调查”发生在1999年，他们去到昌江黎族自治县王下黎乡，一呆就是17天。在这段时间里，他们深入考察了黎族的文身、烧土陶、树皮布石拍，了解了传统的纺、染、织、绣等技艺，还考证了唐代宰相杨炎被贬海南时所述的“鬼门关”，在此基础上写成了系列调查散记《王下黎乡记行》。在那样的风天俗地的世界中，谁能够不被感化呢?

　　作者有了这样的“功夫”，所以有能力带我们“回到历史现场”。细心的读者看得到，在《海南通史》中，作者善于将文献研究结果与田野调查结果结合起来，以大带小，以小证大，以虚带实，以实证虚，大小结合，虚实相映，使读者既能够把握整体，又能“回到历史现场”。

　　感谢周伟民、唐玲玲夫妇的辛勤劳动!祝贺海南有了自己的有分量的通史!

　　(作者系省委党校原党委书记、常务副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