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文体

　　文\海南日报记者 陈耿

　　编者按

　　今天是我国的第三十四个教师节，今年教师节的主题为“弘扬高尚师德，潜心立德树人”。

　　在古代海南的学校组织中，有各级官办学校，如府学、州学、县学等，也有私立学校，如书院、乡校(社学)、义学和私塾等，书院既有官办，也有民办的形式。在没有师范院校的年代，这些学校的师资来自哪里?本期《海南周刊》将做一次梳理。

　　三亚崖州学宫曾经是琼南地区的教育重地。海南日报记者武威 摄

　　及至近现代，师范院校兴起，成为培养师资力量的摇篮。广东省立第六师范学校(前身为琼台书院)、海南师范学院、琼州学院等，以及后来的一大批中等师范学校，都为海南各地输送了大量教师人才。

　　常言道：“学高为师，德高为范。”一个好的老师，不但要学问深广，还要有美好的品德，德才兼备，方为良师。

　　古代海南，孤悬海外，一代代治理琼州的官员，一个个谪居海岛的贬官，一位位默默奉献的士子，都在为海南的教育殚精竭虑。回溯从前，虽然他们当中名留青史的并不多，但从已知的记载中，仍可窥见那些饱学的师者形象，那些高洁的道德风范。

　　官办学校配备官方师资

　　知府知县偶尔客串讲学

　　海南有“学校”，始于西汉末年。

　　汉哀帝(公元前6年-公元1年)至汉平帝(公元1年-公元5年)年间，陕西汉中人锡光担任交趾太守时，就在包括海南岛在内的南越各地，“建立学校，驯化蛮夷，导之礼义”(正德《琼台志》)，当时海南的学校还没有讲授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

　　据明代琼山进士唐胄考究，即使到了唐代，岭南地区学校教育还很滞后，各州学、县学的学子不过四五十人，海南概莫能外。

　　社会安定，经济发展，人口增长，是教育发展的必备条件。

　　在北宋开国80余年后，庆历四年(1044年)，琼州州学、儋州州学、崖州州学和万州州学(开宝年间至熙宁初年，968—1068，琼、崖、儋、万四州并列，此后的琼州府才管辖其它三州)和琼山、文昌、临高、澄迈、乐会、昌化、感恩、陵水8所县学的奉旨设立，掀开了海南教育史上的新篇章，有了专职的学官执教各级儒学。

　　重修后的琼山县学宫。海南日报记者李幸璜 摄

　　海南文史专家王俞春研究发现，宋代初期的学官，有“讲学”“说书”“教授”“讲授”等各种称呼，庆历四年开始，府学学官统称为“教授”，州学依次有“讲书”“学正”“学录”“堂长”“学谕”“曲客”“学计”“直学”和“经谕”等教学人员，县学则设“教谕”。

　　知府、知州和知县有时间、有雅兴，也会到儒学去讲讲课、训训话。当时的宋琼州知州宋守之，不但在先圣庙教诸生读五经，还建了一座“尊儒阁”，平时有空就经常到州学里客串授课，“由是州人始知向学” (正德《琼台志》)。琼山人陈孚跟随宋守之求学，当官归来，乡人羡慕不已，开始爱上科举之路。琼州人士成为贡选朝廷的人才，正是从陈孚开始的。

　　除了官学，以书院、乡校为主的私学形式也开始兴起。书院主讲教师为“山长”，乡校教师被称作“乡先生”。琼山县的“仁政乡校”和文昌县的“宝芳小学”(不同于今天的小学，而是相对于太学、府学、州学和县学而言)，是见于方志记载的两所乡校。

　　元代基本上延续宋代的官学体系，并增设“社学”，即50户人家为一社，每社设社学一所，教师一般是当地“老成之士”，或由老百姓自愿招聘，或是以父兄为师。

　　及至明代，琼州府学设教授一名和训导四名，这些人担负起了教导来自全岛各地优秀学子的重任;儋州、崖州、万州的州学，各有学正一员，训导三人;县一级的学校，设儒学教谕一人，训导二人。

　　在众多的县级教官——教谕中，明初琼山教谕赵谦堪称大师级别。

　　洪武十二年(1379年)，朱元璋命词臣纂修《正韵》，赵谦应聘入京，那些老臣觉得他年少，将其黜为国子监典簿。第二年，他因与同僚议事不合而被罢，于是放歌东归，回老家勠力著述。他在家乡筑起考古台，肇述《六书本义》。该书12卷，没有刻本，永乐初年被下诏入藏秘阁后，丢了11卷，只留下总目《以声统字》一卷。其学问为当时的学人所折服，连“斯文宗主”、大学士宋濂都自叹“吾辈不及”。

　　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赵谦再次被起用，朱元璋闻奏，称：“朕知之久矣，朕将老其才而大用之。”于是下旨让他出任教官。解缙建议赵谦“施教化于蛮夷万里之远”，他便选了琼山教谕一职。

　　在琼山，赵谦作“琼台”，布《学范》，慨然以当地文教为己任，连那些将门子弟和持刀弄枪的蛮夷之徒，也懂得向学和慕义。

　　就在朱元璋准备重用他之际，赵谦于洪武二十八年十月一日病故，门人对他“含敛殡祭”，就像对待自己的生父，解缙还为赵谦撰写了墓志铭。后来，琼州先贤丘濬、唐胄、海瑞等人曾经以撰文、修墓的方式，对赵谦的贡献予以肯定。在他影响下，丘濬、唐胄还创办书院，购置书籍，泽惠桑梓。

　　海南文史专家王俞春认为，明代海南之所以人才济济，有“海滨邹鲁”的美誉，是因为朱元璋重视对海南的开发和教化，明代初年就有赵谦这样出类拔萃的教官来琼执教，对海南教育的积极影响可想而知。

　　与北宋的宋守之一样，明代万历八年(1580年)就任的琼州知府周思久，也常常召集儒生，亲自讲授，而且还设置射圃谈艺，空闲时便到射圃里指导儒生练习射艺。

　　清代早期琼台书院建成后，创建者雷琼兵备道焦映汉曾经给诸生训过话，此后的雷琼道都对琼台书院关爱和资助有加，尤其是道光六年(1826年)赴任的喻溥，空余时间就去琼台和雁峰这两家书院授课，并亲自修改和点评，《广东通志》称他“不啻塾师”。道光戊子科(1828年)乡试，100多名士子渡海参加广东乡试，喻溥全部赠送“卷资”，那一科定安人叶联辉夺得乡试“亚元”、文昌人韩升丰和琼山人蔡泽也中举。此后有考中进士和荣升高官者，都钦佩喻溥教泽宏大。

　　咸丰四年(1854年)上任临高知县的蒋震举，不但廉明仁爱，也乐于兴学培育人才，每次考课儒生、童生的诗文，他都悉心批改，并请他们进入县衙，口传心授。

　　此外，明代基层官学——社学，也蓬勃发展。成化年间(1465-1487)全岛社学就有179所，民间幼童15岁以下的可以入学，8岁不入读社学的，其父兄还会受罚。社学的“社师”由官方出面从民间延请，或挑选有才学、有德行的长者担任，学生一般尊称他们为“师训”，官方则通称其为“秀才”。民间私塾的老师则被称为“先生”。

　　贬官助推海岛教育

　　中原文化夯实海南教育基础

　　如果说西汉锡光普及礼义教育的行为带有明显的官方色彩，那么，初唐王义方在海南岛西部少数民族聚居地所推行的礼仪教育，则带有明显的个人主张。

　　公元646年，年仅31岁的京城小官王义方受刑部尚书张亮事件牵连，被贬为儋州吉安县丞，于是携妻带雏，来到位于今昌江黎族自治县昌化镇旧县村一带，开始了他在海南岛的3年流放生涯。

　　据《新唐书》记载，在昌江安顿下来后不久，王义方便召集地方首领共商文教事宜，还挑选一些他认为较有潜质的学生门徒，亲自为他们讲授经书，举行祭祀先圣先师的礼仪，传授清歌短笛合奏的技艺，告诉他们老少尊卑有序，那些少数民族的首领看了都十分高兴。

　　王义方开了海南学校教育的先河，也许正是在他的影响下，其后被贬来琼的官员韦执谊、吴贤秀、辜玑、李德裕、苏轼、李光和胡铨等人，也都致力于传播中原文化。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及至北宋末期，苏东坡谪居儋州期间，在桄榔庵收徒授课，对海南岛西部教育又是一次很大的提升。澄迈人姜唐佐跟随他游学，后来成为海南历史上第一位举人，就是很好的证明。

　　贡生秀才成为乡村教育中坚力量

　　让贫士得到读书机会

　　从府到州到县，都有各级官办学校，配有专门的教官，很多人是进士、举人出身;考取贡生功名而没有机会出仕或无意仕途的士子，以及大量秀才，就成了乡村学校如社学和私塾的师资来源。海口长流一带的土话中，至今仍将教书先生称作“贡生”。

　　他们大多默默无闻，能够得以名存史籍的实属凤毛麟角。明代澄迈秀才郭同山和贡生李大鹏的故事就是其中之一。

　　贡生李大鹏，幼年父母双亡，家道贫穷，14岁时才有机会读书。他投奔到县里的庠生郭同山门下，学习四书五经。

　　郭同山曾经试探性地问他：“我知道你家穷，不收你的学费，以后你怎么报答我?”

　　李大鹏答道：“传授老师的学问，播撒老师的恩惠，以后我教授学生，也不敢收学费。这就是我对你的报答。”

　　后来，李大鹏虽然官至“荣邸教授”等教职，却未曾索要门生学费，而是甘于清贫，恬淡度日，以实际行动，兑现了对恩师的承诺。这个故事在康熙《澄迈县志》和道光《琼州府志》中都有记载。

　　明代中叶以后，海南的社学教育逐渐式微，清初才又重新勃兴，仅文昌县就从明代的8所增加到78所。不过清代的社学大多数已从官办改为民办，成为实际意义上的“义学”和“塾学”，许多有才学的寒儒之士和贫穷秀才出任“社师”，挑起了乡村教育的重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