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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斯坦福大学招生舞弊丑闻继续发酵，山东步长制药集团董事长赵涛为将女儿赵雨思送入斯坦福大学，向“操盘手”支付了65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4370万元），是涉案金额最高的一起。

　　赵雨思的母亲发布声明称，上述款项系通过辛格的基金会向斯坦福大学作出的捐款，现在才意识到自己受到误导。

　　目前赵雨思已被斯坦福大学开除，因为校方发现赵雨思在申请书中伪造帆船运动证书。

　　赵雨思及父亲赵涛（图片来源：封面新闻）

山东步长制药集团董事长

花巨资为女儿买进斯坦福一事

愈演愈烈

步长制药发家史也被起底

来看媒体多角度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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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惩招生舞弊就是要“揪”出家长】

　　花650万美金运作子女上美国名校的富豪，没想到自己会以这样的丑闻上“热搜”。舆论关注此事，显然不是无聊的“八卦”，而是希望以此净化考试升学环境，切实构建教育公平。基于此，我们更应该从美国处理这起招生舞弊案中汲取教训，研究如何让招生舞弊案的所有参与者一个不漏地被曝光，依法受到处罚，这样才能遏制造假舞弊，推动实现教育公平。

　　美国发生的这起史上最大招生舞弊案，被美国司法部门查处的除了中介人外，均是学生的父母，这其实是这起案件的最大看点。我国近年来被媒体曝光的高考加分造假案、体育特长生造假案、自主招生舞弊案、高考集体作弊案不少，但卷入这些案件的学生父母，几乎都没有被曝光，更没有进一步被追责，两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为打击高考加分造假、自主招生造假，我国采取的办法是取消高考加分政策，严控自主招生名额，从严进行自主招生。短期看这些做法固然有必要，也有一定的效果，但从长远看，我国治理招生舞弊、推进招生制度改革应当借鉴美国的做法，对所有涉案学生的家庭背景一查到底。

　　不妨看几起国内发生的舞弊案。2014年，辽宁某中学87名体优生加分涉嫌造假，闹得舆论沸沸扬扬，辽宁省教育厅、体育局组成联合调查组，要求相关考生所在学校组织对体优生资格进行复核。在自查阶段，如果体优生认为自己符合体优生标准，就签订《诚信承诺书》，如果认为目前达不到标准，则签订《放弃加分申请书》，最终270名考生签订了《放弃加分申请书》。这种由学生“自证清白”的做法，让加分造假变成了“零风险”操作。如果严肃处理加分造假，应当逐一调查，根据具体情节，曝光所有运作加分造假的家长和有关部门负责人，并严格追究责任。

　　2013年，国内一所知名大学招生就业处原处长蔡某被查，引起舆论对高校自主招生腐败的关注。据检方指控，蔡某2005年至2013年间利用职务便利，以及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接受香港企业家王某等人的请托，在招录考生、调整专业等事项上为王某之女等44名学生提供帮助，非法收受王某等30人给予的财物共计2330万余元。当时舆论要求公布这44名学生的名单，校方对这44名的处理情况（包括在读的应退学，已经毕业的应撤销学位、毕业文凭等），以及给蔡某送钱物的学生家长的信息最后均没有下文。

　　梳理过去10多年来被曝光的招生舞弊案，最终所有环节都被严肃处理的案件并不多。公开的案件信息显示，几乎每起招生舞弊案都有学生家长参与，但被曝光的学生家长只是个别，如此这般“轻拿轻放”，显然无法产生应有的震慑作用。

　　只有建立严格的监督机制，包括学校内部的监督机制、学校外部的司法监督、舆论监督、社会监督机制，才能有效约束造假舞弊，以及针对造假舞弊行为进行严肃处理。此次美国司法部门对名校招生舞弊的调查，就是一种司法监督。我国要推进建立多元评价体系的高考改革，必须落实和扩大学校自主权，这就要求完善监督机制建设，严肃查处招生环节中的各种造假舞弊行为，切实维护教育公平，维护公众对大学招生体系的信心。（北京青年报 艾萍娇） 

　　【花巨资买进斯坦福，也是为富不“端”】

　　虽然只是一个招生舞弊案，但我们不得不说，这是一个严肃的问题，因为它不仅破坏了大学的招生公平，更侮辱了知识的圣洁，玷污了大学这座神圣的人类精神殿堂。

　　赵涛或许并没有想到，钱并不能摆平一切，即便他豪掷4千万之巨。在一个奉行规则和法治的社会，钱并不是万能的，事情做了就会留下痕迹，没有谁能一手遮天，没有谁胆敢践踏法律。因此，他女儿的丑闻最终被发现，并被斯坦福大学开除，并不让人意外。

　　其实，赵涛本不必要这么做的，他所拥有的财富，足以给他子女以更好的教育条件和发展空间，让他们以自己的能力和素质，获得欧美名校的青睐。这样的过程不会来得那么快，但一步一个脚印，会走得扎实、走得心安。但赵涛和他的家人，摒弃了这样的正道，企图通过财富的力量走捷径，这就是说，他们所拥有的巨大财富，并没帮到他们，反而害了他们。

　　这种财富带来的扭曲的人生观、是非观，并非个案。旅美学者薛涌就曾经批判，中国的一些富人只用财富界定自己的地位，缺少道德意识和社会责任。因此就没有任何精神传统对其穷奢极欲进行制约。他们是有能力拒绝同污合流的，甚至有能力承担更大的责任，去改造社会的人文环境，积极营造更阳光，更公平的社会文化。

　　财富绝不该成为“作恶”的工具，相反，它理当让社会变得更美好。高价舞弊求学被揭穿，这其实给中国的富人上了一课，尊重规则和法治，纵然有天量的财富，也不能越过这一底线。学会以现代的思维，文明的思维对待财富，运用财富，中国的富人才能获得自己同胞，以及外部世界的真正尊重。（新京报社论）

　　斯坦福大学校园风光（资料图来源：北京青年报）

　　【董事长行贿“送”女上斯坦福：步子不正，何以“步长”？】

　　据新京报等媒体报道，赵涛家族是福布斯排行榜常客，2016年时，他曾问鼎陕西首富宝座。2016年11月，他跟父亲赵步长创立的步长制药，顶着“最贵新股”光环登陆A股。

　　但与其创富神话对应的，却是并不光鲜的“背面”：步长制药是宣传营销大户，2017年其推广费是研发费的146倍；旗下产品多次因质量问题被有关部门“亮红灯”，主力产品丹红注射液在2018年因频发严重不良反应，26次被预警列入重点监控；从2015年到2018年，步长制药至少七次卷入行贿受贿中，赵步长为让其脑心通胶囊从地方标准升为国家标准，还行贿后来被判死刑的原国家药监局局长郑筱萸。

　　什么叫“自食恶果”？这大概就是——花了折合4000多万元人民币行贿，“送”女儿上斯坦福，结果丑行败露了，女儿被开除了，企业的各种黑历史被扒出来“集中陈列”，继而酿成了巨大的企业声誉危机，成了其股价沉入谷底后的“黑天鹅事件”。这形象阐释了“作”的后果，也再度应验了“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定律。

　　在互联网时代，信息获取的易得性，有时候会为有些违规操作的舆论代价“加杠杆”。拿此事而言，步长制药的董事长赵涛行贿，似乎只是个体选择层面的“失范”，但其拿重金打通通往名校之路的做法，必然刺激到公众的“患贫更患不公”情绪，其负面影响也会呈现出外溢效应。在“恨屋及乌”的心理机制下，舆论在将箭头对准他之外，难免会扩大标靶范围，进行附带性起底。

　　你玩“权力的游戏”，舆论就成“复仇者联盟”，对你“一起到底”式起底。乍看起来，公众这份借题发挥有些过了头：步长制药向药监或医院系统行贿，与赵涛向“升学顾问”辛格行贿，并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将二者强行关联、打包解读，似乎有些牵强。

　　但舆论解读时的“由此及彼”，却并不离谱：二者指向的都是对法治和公平规则的破坏，也都能归并到“违规操作”的母命题下，其内在的价值失守有着一致性。作为企业负责人，若价值观不正，未必只体现在个人选择上，还会反映到企业决策中。

　　在网上，步长制药盈利模式对带金销售（也即“销售提成”）的高度依赖，还有其中成药质量问题频出的情况，引发了海量解读。尤其是靠行贿赚药品回扣和获取批文的做法，更是饱受诟病。某种意义上，这也算是另一种“舞弊”。也正因为其黑点连着黑点，花巨资“送”女儿上斯坦福，才会快速触发“搭车式起底”的舆情发酵按钮。

　　揆诸当下，质疑矛头还呈现出了“刨根问底”的态势：在网上的文稿中，赵涛有“神医”之名，1992年，他曾因用针灸“让瘫痪6年的病人神奇般地站起来了”而轰动新加坡，并用高超医术90天赚了90万美元。这玄乎的说法就遭到不少质疑——要知道，这跟权健董事长束昱辉在《生命的代价-民间秘方瑰宝铸就当代神医》里吹嘘的医学传奇，堪称如出一辙。而他“发现树木结实，虫子能钻洞，地面坚硬，蚯蚓能疏通”，据此确认重用虫类药物是清除血栓、改善人体供血不足，攻克中风/冠心病的独特有效捷径，于是研发了含有地龙/全蝎/水蛭的脑心通，在医理上也受到了不少质疑。而按照其说明书，每颗脑心通的药物剂量又很小，很难起到治病效果。这到底是“土方子”还是神疗法，是虚假宣传还是科学治疗，显然也需要医学层面的精确研判。

　　有些医学领域的结论该交给医疗界判断，但就目前看，步长制药确实有太多违规操作。步长制药集团曾做专题片，题目叫《善步者长》，但这样的违规操作，恐怕不是“善步者”应有的姿态。

　　犹记得，长生疫苗出问题后，坊间曾经发出疑问：“屡错屡犯，何以‘长生’？”而今，对于身陷风波的步长制药，我们也想问一句：步子都不正，何以“步长”？（新京报 佘宗明）

正道不走走歪路

终究是

搬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来源：北京青年报、新京报（略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