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周刊 | 橡胶专家的海南往事

  编者的话

  上世纪50年代初,一大批风华正茂、朝气蓬勃的大学生奔赴海南,加入海南农垦建设大军的行列,打响垦殖天然橡胶的战役。他们是新中国成立后培养出来的第一批大学生,为海南垦区的勘测规划、栽培、育种、病虫害防治作出了巨大贡献。

  据统计,从1951年12月至1960年,来自北京林业大学、中山大学、南京大学、武汉大学、浙江大学等全国知名院校的师生及科研院所专家近600人,投入海南农垦的建设。

  本期周刊对橡胶科研专家于纪元、橡胶植保专家谭象生和参与农垦勘测规划事业的科研工作者高明环的事迹进行报道,以纪念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南下报效祖国、参与海南天然橡胶事业建设的大学生们。

  高明环:结缘胶林 一生无悔  

 

  高明环近照。马静 摄

  文\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 陈勇

  口述人

  高明环,1929年出生于江苏南京,1952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农学院林业专修科,1953年到海南垦区参与勘测规划等方面工作,1974年调到海南农垦中学当老师,1981年初到海南农垦局科技处工作,1989年退休。

  辞亲别友奔南疆

  1950年,我考上南京大学林业专修科。1952年开学不久,学校通知农学院学生要去广东执行任务,具体做什么没说,还特别强调不许告诉家人。我们都很兴奋,很快就乘火车出发了。

  到广州休息一天后,我们就参加了动员大会,当时兼任华南垦殖局局长的叶剑英手执一双胶鞋上台,他说这双鞋是橡胶制造的。新中国刚成立,就遭遇了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经济封锁和禁运。天然橡胶作为重要的战略物资被禁运。我们在华南地区的主要任务就是选址种橡胶。他还谆谆教导我们到广东后如何冲凉、防蚊虫等。

  高明环进行橡胶生化试验。陈勇 翻拍

  1952年3月初,我们乘船离开广州,3月8日到达位于湛江的华南垦殖局办公地。按照当时“先平原后丘陵”的种植橡胶原则,我被分配到海康县进行勘查测量工作。当时的勘查测量仪器很少很简陋,一个队只有一部经纬仪(定方向),一个小平板仪(测水田)和一个土钻。

  1952年7月我们完成测量任务,回校领取毕业证后到华南垦殖局上班。在湛江,我和中山大学学生高连璠相识相知,后来结为夫妇。

  勘测红旗四处飘扬

  1953年初,我们根据安排到海南工作。我们从广东湛江乘卡车到海安,再坐木船到海口。在海上走了很长时间,才远远看到海口的楼房,大家都特别兴奋。当时,海口最高的楼是得胜沙路的五层楼,华南垦殖局海南分局就在楼里办公。不久,我们就分头到基层工作了。

  我们乘车到儋州那大后,再步行到白沙查苗进行橡胶宜林地的勘测工作。随后,我又和同事们到海南南部一块灌木林地进行测量。

  从海口到这块灌木林,我们一共走了三天时间。我们带着自己的行李,当地带路的同事则挑着一个担子,一头是咸鱼,另一头是一袋米,这就是我们当时的工作口粮。在一条河边,一间大草房是我们的宿舍,我们用木桩和木条搭床铺,全部人都住在一起。我是唯一一名女性,为了照顾我,他们让我住在偏西边的一个角落。在橡胶宜林地的勘测工作中,我负责用经纬仪定向。

  艰苦年代激情满怀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找地种橡胶、规划建农场是海南垦区的主要任务。为了新中国的橡胶事业,海南农垦的勘测设计队伍行走在人烟稀少的山林中。当时的工作、生活条件都比较艰苦,测绘大队长常常带领我们高喊这样的豪言壮语:

  十载韶光,辞亲别乡,奔南疆;满怀热望,开拓热带花园。

  十载韶光,踏遍千嶂,战风霜;五指山上,勘测红旗飘扬。

  十载韶光,宝岛变样,山河壮;喜披新装,胶园处处飘香。

  十载韶光,民富国强,心欢畅;高举玉觞,庆日升东方。

  上世纪50年代,高明环(三排左二)等部分南下大学生与同事合影。徐珊珊 翻拍

  这些慷慨激昂的诗句振聋发聩,鼓舞着勘测设计人员克服艰难险阻奋勇前进,至今仍不时在我耳边回响。

  1953年10月,我被派到定安垦殖所工作,没想到午夜时突然遇到台风。当时垦殖所的住房都是茅草房,我和其他同事感觉房子快倒了,就赶紧跑出去。我们躲到一间被刮倒的茅草房里的乒乓球桌下,才躲过台风。这是我在海南第一次遇到的大台风。

  1954年4月,华南垦殖局海南分局为农场勘察测量规划设计工作成立了设计室,我们工作队人员全部调入海南分局,正式成为海南农垦设计室的一员。

  我在海南农垦系统工作了36年,在海南生活了66年。看到海南和垦区发生的巨大变化,我感到非常自豪和骄傲。结缘胶林,我一生无悔。

  于纪元:拳拳赤子心 浓浓胶林情 

 

  于纪元近照。徐珊珊 摄

  文\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 陈勇 海南日报记者 徐珊珊

  口述人

  于纪元,1931年出生于北京,就读于北京林业大学,1953年到海南垦区工作,1992年退休。他多年从事橡胶科技研究工作,曾任海南农垦总局科技处处长。

  南林往事

  1953年初,我和26名大学同学被分配到华南垦殖局工作。3月初,我们27人从北京南站出发,坐了两天三夜的火车,第三天才到达华南垦殖局办公地。

  过海到华南垦殖局海南分局后,根据工作安排,我和妻子李淑贤等人被分配到陵水垦殖所工作。我到万宁参与南林农场建设,李淑贤在陵水工作。

  我在南林农场工作了20多年。上世纪五十年代,那里生产、生活环境十分艰苦,疟疾肆虐,有人甚至说这里是“有命去,没命回”的地方。为了进行橡胶宜林地的勘测工作,我和同事们跋山涉水、翻山越岭,深入荒无人烟之地,走遍了农场的每个角落。

  在山区工作,我们常常会遇到肆虐的蚊虫、蚂蟥。来海南工作之前,我从来没有见过蚂蟥。在野外勘测时,我身上经常会出现吸血的蚂蟥。有时,我会将它们从脚上扫落,有时蚂蟥吸饱了血就涨着肚子掉落下来。除了蚊虫、蚂蟥外,我们有时还会在山区的小道遇上眼镜蛇等毒蛇。第一次见到毒蛇时,我和同事们都赶紧避开了,后来回想起来才感到害怕。

  上世纪50年代,南下大学生在海南野外勘测。陈勇 翻拍

  在烈日炎炎的野外工作,村里的乡亲有时会给我们摘下椰子解渴。有时天色已晚,我们来不及下山返回驻地,只能借宿在当地的老百姓家中,随意搭个简易床就应付一晚。

  中央领导对海南农垦橡胶事业非常关注。从1957年—1960年,我先后在南林农场见到了朱德、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等外国元首。

  1959年11月26日,时任国家主席刘少奇到南林农场“红心一号”橡胶园视察。当时,我和场长唐胜标在路旁等候。上午9点左右,刘少奇主席及夫人一行来到橡胶园,唐胜标负责介绍,我负责拍照。刘少奇主席问我:“你是从哪里来的?”我回答:“大学毕业后从北京分配到这里的。”他接着问:“都习惯了吧?”我说:“已经习惯了。”刘少奇主席又说:“现在成为专家啦!”

  支援越南橡胶种植事业

  1958年,越南请求中国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给予援助,农垦部决定调派专家前往越南进行实地考察。1959年,我和考察团专家一起到越南,勘测当地适宜种植橡胶的地区。

  准备回国之际,我们突然接到胡志明主席要接见中国专家的通知。胡志明主席亲切接见我们,并和我们集体合影留念,他用中文说,“你们辛苦啦!”

  回国数月后,我于1960年又再次被派去越南。此次一起同行的还有我的妻子、橡胶专家李淑贤。

  在越南工作期间,我负责进行具体的技术指导。李淑贤除了指导农场生产管理外,还在农场为越方培训技术人员。

  1962年回国后,我收到了越方颁发的一枚“越南民主共和国的三级劳动勋章”及证书一张。

  于纪元和李淑贤在越南河内郊区合影。陈勇 翻拍

  开展胶园更新试验,产量大幅提升

  1974年,海南农垦局调我和李淑贤回局,我负责科研办工作,李淑贤在生产科工作。

  当时,全局橡胶平均亩产量在10—15公斤左右,主要原因是胶树老化和风害影响。要提高产量必须更新胶园,用高产、抗风品种取代。我和邓鸣科、侯啟定两位同事,分别在东太、东兴和中瑞农场开展了胶园更新试验。

  我们用了近两年时间完成试验,从老胶园调查起步,规划更新胶园建设:将每亩胶园种植株树由原来的30株调为33—37株,个别地区达到40株;由秋季种植改到早春雨季定植或淋水定植……

  全局经过大面积推广种植,产量很快得到提高。1995年全局平均亩产量75.8公斤。该项科研成果上报国务院、国家科委后,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奖三等奖,我为第一获奖人。

  如今,我和妻子李淑贤都是年近90岁的老人。回想起数十年前的往事,我们仍然为自己投身于新中国天然橡胶事业感到骄傲和自豪。身体会消失,但是精神却应该代代传承。希望我们这些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南下大学生的精神,能为海南农垦的发展增添正能量,为海南发展建设加油助力。

  谭象生:当了三十六年“胶树医生”  

 

  谭象生近照。徐珊珊 摄

  文\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 陈勇 海南日报记者 徐珊珊

  口述人

  谭象生,1923年出生于湖南,1953年从湖南农学院毕业后就到海南从事橡胶植保工作,是垦区植保事业的带头人之一。他曾任海南农垦局高级工程师,入选为海南农垦五十年百名功勋人物。

  1953年下半年,我从湖南农学院专科部植物病虫害科(后改称植物保护专业)甲班毕业后来到海南工作,1989年底退休。

  我在海南垦区工作了36年,这么多年的工作可以用简单一句话来概括:给橡胶树治病,而我就是人们常说的“胶树医生”。

 

  飞机为橡胶树喷洒药液。陈勇 翻拍

  一路南下到海南

  1953年上半年,海南橡胶园爆发白粉病,农垦部邀请了几位苏联专家帮助防治,并与中国专家组成防治小组共同应对,但是力量薄弱,成效不大。

  胶园病情危急!如果不能及时解决老胶园白粉病,将从源头上危及国家天然橡胶事业的发展。华南垦殖局急需一批植物保护人才来帮忙解决问题。

  1953年下半年,在“服从统一分配,到最艰苦的地方去”的号召下,我们植保专业的学生报名南下到华南垦殖局工作。当时,发展天然橡胶事业是一项高度保密的工作。我们南下后的具体工作是什么,学校领导没有对我们说太多,还要求我们不能对外说。出发前夜,我才将去向告诉妻子。

  火车一路南下到广州,我们报到后又到湛江聆听了华南垦殖局组织部门进行的动员讲话,接着再坐船到海口。

  “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当时和我一起过海到海南的还有汪国声等7位同学,我们因此被其他南下学子戏称为“八仙过海”。上级领导听说后,要求我们到海南要“各显神通”。

  南下海南前,我从没见过橡胶树,还将“橡胶”误听成了“香蕉”。到海南垦区后,我才第一次见到橡胶树。在后来的工作中,我不断学习橡胶树病虫害防治知识,慢慢成长为业务骨干和业务负责人。

  到华南垦殖局海南分局报到后,我马上被安排到定安垦殖所一带的老胶园开展防治工作。

  1987年,海南垦区西部的几个农场近16万亩胶园并发白粉病、根病和炭疽病。作为业务负责人,我带队深入胶园,摸清虫害症状后提出:“要改变传统的各自为战、人工防治的抗病虫害方法,代之以集中布控、航空喷洒,并选用低毒且不污染空气环境的新药硫黄胶悬剂取代硫黄粉来防治”。新法效果很好,后来进行成果申报时获得了海南农垦局科技二等奖、国家民航局科技类一等奖。

  当时,为了有效防治胶园病情,我从下药、拌药到调配浓度,都和基层工人们一起动手。飞机喷洒后,我又绕着胶林逐株验证喷洒效果。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为期10天的航空喷洒药物防治终于保住了16万亩胶园。作为这次防治工作的具体业务负责人,我由于吃睡不定时,体重下降了好几斤。

  回家时身上常有硫磺味

  哪里有胶园病情,哪里就有植物保护人员的身影。为了防治胶园病虫害,我常常要带队深入胶园病区,有时还要爬上橡胶树为飞机确定喷药方向。当时由于缺乏防护面具,硫磺药液有时会不慎滴入我眼中,最严重时眼睛连续红肿了几天。

 

  谭象生(前排左一)和同事们在飞机旁,为喷洒药物做准备。陈勇 翻拍

  海南橡胶树常见的病虫害是白粉病、根病和炭疽病。调派飞机、调配药液、协调车辆和相关人员……每次给胶园进行航空喷洒药液,我和同事们都要花一个月左右的时间进行前期准备和实施工作。

  有一次,我爬上橡胶树给飞机确认方位时忘了戴面具,被药液淋到身上。同事们劝我赶快回去冲洗,以免药物中毒。我深知自己不会中毒,但还是很感谢他们对我的关心。我开玩笑说:“我要是中毒了,虫害也给杀死了,胶树不就有救了吗?”

  参加工作以来,我常年在胶园从事病虫害防治工作,先后为定安、儋州、琼山、琼海等地的胶园开展病虫害防治工作。每次回家,我身上常常都有一股浓浓的硫磺味。有一年,快过春节了,我忙到农历二十八,才从胶园赶回家和家人团聚。

  1965年,越南农场胶园爆发病情。同年8月,我受农垦部指派去援助越南。在越南期间,我为六七个橡胶农场的有关人员举办了一个培训班,普及橡胶白粉病、根病的防治知识。1966年春节时,我受邀参加越南政府为外国专家举办的招待晚宴,有幸见到了胡志明主席。

  如今,我已是96岁的老人。回顾36年的垦区工作,我为自己能学有所用感到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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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周玉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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