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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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70年，或许在漫漫历史长河里只是弹指一瞬，但神州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城乡面貌焕然一新，人民生活日益美好。为此，南海网推出新中国成立70周年特别策划——开设“70年·70张照片·70个故事”专栏，广泛征集70张老照片、70个动人故事，通过光影世界的“时光机”，回首70年间神州大地的沧桑巨变，讲述普通百姓的家国情故事。

　　我叫郑一心，海南文昌人，今年84岁了，退休前任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华南热带农业大学研究员，原院党委统战部副部长。

　　1958年7月，我毕业分配到刚刚成立的华南农学院海南分院（华南热带农业大学前身）,同年，华南亚热带作物研究所从广州迁至海南，并在海南儋县建立华南热带作物学院，这两个学院，就是很多海南人至今都在习惯的称呼——热作两院。

　　一个甲子过去了，作为首批的创业者，我亲身经历了许多创业往事。这些往事，并没有随时光的消逝而忘怀，一切仍回荡在我的心中。

　　9月29日午后，84岁的郑一心向南海网记者讲述了60多年前的奋斗史。中国热科院 林红生 摄

　　位于宝岛新村的“草房大学”

　　在远离城市的荒野上，创办一所热带作物高等学府，既无城市作依托，又无高楼大厦作校舍，同时缺少师资与教材，一切都得从零开始。

　　刚从广州迁来的教职工，在讨论研究所和学院的建设方案时，一致同意把这片从来没有名称而已定为所院地址的热土地，正式命名为“宝岛新村”。从此，在海南岛的地图上，就有了“宝岛新村”这个位点的名称，并一直延续至今。

　　初来乍到，我只看到刚刚盖好的十六个茅草房散落宝岛新村的山坡上，没有一幢瓦房，没有大门，也没有任何学院的标志。谁又能想到这竟然是一所大学？我报到后被安排在草房中住，我们与学生吃住在这里，上课学习在这里，所以，我们把这所学校称为“草房大学”。

　　1958年，草房大学工地上，大家热火朝天地盖着草房。讲述者供图

　　1958年，华南农学院海南分院(华南热带农业大学前身)在这样的茅草房中诞生了。讲述者供图

　　华南农学院派出的先遣教职工有董建华，李锦厚教务长、畜牧学黄照教授和植保学讲师朱麦拉4位，他们是分批下到海南的。

　　草房上马的大学开学伊始，教室当然也只能是在草房里。除了架上块木质黑板外，什么采光、音响等教学设备全部无从谈起。上理论课尚能将就，有块黑板和几支粉笔即可；但实验课呢，就麻烦了。

　　记得董建华老师第一次上植物学实验课时，学院没有实验仪器和设施，只能向研究所借了两台显微镜，用胚板制成的木桌做实验台；学生排成两列纵队入教室，依次轮流学习显微镜操作并观察细胞结构的徒手切片和绘图；董建华老师则在一旁指导、讲解，回答学生的提问。然而，不管“草房大学”当时是怎样的一无所有，老师们总能想出办法完成理论课和实验课。

　　当“草房大学”遭遇台风天

　　1958年9月11日，这是第一批教师永远不会忘记的一天！

　　当年12级强台风自东而西横扫海南岛。宝岛新村也不能幸免。一些从内地来海南的教师还不知台风是啥样，算是长见识了。

　　当时“草房大学”尚不供电，晚上用的是煤油灯，大家听不到天气预报，对台风的光临，一无所知，毫无准备。

　　下午天气还好好的，天上云色泛红，但移动速度极快，其实，这就是台风来临的先兆。一切似乎与平常一样。可是，到了晚上，风力逐渐加大了，越刮越大，风已大到草房里的油灯也点不亮了，我们竟然仍躺在床上，没想到做任何准备。夜更深了，风也更大了。

　　后来，我们才知道，当天夜晚的风力超过了12级，肆虐的风雨阵阵刮来，屋顶的茅草不断地被掀开、卷走，糊墙的红泥被不断地冲掉、流走，参天大树也被吹倒、刮断，有的草房被强台风刮斜。我住的草房虽没有倒塌，但是室内漏雨透风，室外风雨交加，漆黑一团，走也不能走，卧也不能卧，只好戴着帽子坐在床上。

　　有不少茅草房实际上已经倒了，强劲的风夹着大雨，将草房向南压至倾斜，越压越低，草房倾倒，近及地面，好在草房是慢慢倒下的，没伤着人。

　　危急中，不少同事逃出草房。挤到旁边尚未倒塌的草房中，和别人挤着睡了一晚。当时年轻啊，除了困得慌，脑子里什么危险意识都没有。

　　第二天，雨过天晴，阳光灿烂，奇怪的是，昨夜被台风吹倒了的草房，经台风回南吹移后，又被扶正了过来。茅屋里被泥浆洗劫一番。当时，大家都是一穷二白，没有成套的家具，更谈不上什么家用电器，仅仅是一些最简单的床上用品和换洗的几件衣服。将这些东西拎到井边去洗洗，再晒干，也就算是抗了一场大风灾了。

　　“草房大学”来了“不速之客”

　　草房宿舍，四面通风，但并不透光，连白天也得点上煤油灯。房内房外都是红土地，潮湿得很。可能是因为太潮湿，新建的草房总会从顶上掉下小虫来。这些小虫究竟是来自茅草中呢，还是木条中的蛀虫呢，不得而知，反正房中满地都是虫。无奈，只能临时用破床单高高地平拉起来，权作天花板，总算好过些。虫是给挡住了，不再掉到我的头上或身上。

　　草房里认真上课的老师与学生。讲述者供图

　　可是，我们的草房中，经常有蛇游走。董建华老师就经历过“灵魂出窍”的惊恐。有天晚上，他住的草房墙基处钻进一条蛇，沿着墙基的木条游走而来。董老师一阵阵惊呼，幸好，他隔墙住的保卫科长钟标文同志是海南人，见蛇不怪，挥起锄头一下就把它置于死地。然后，钟科长就在董建华房门前挖了一个洞，把蛇埋了。

　　不料，次日清晨，董老师刚踏出房门，那条蛇竟然再度出现在被埋的洞口！惊出一身冷汗的董老师定睛一看，那蛇因受伤过重，尽管被埋后拼命挣扎出洞口，但最后还是死了。

　　经过一年的艰苦奋斗，到1959年夏天以后，砖木结构的职工宿舍和水泥钢筋结构的学生宿舍楼、研究大楼先后建成。我当时是单身汉，被安排在二楼的小伙房里，仅能放下一张单人床。王衡、梁本恒等老师和我做邻居，几家人挤在二室一厅的房间。住在这样狭小的空间里，大家谁都没有怨言，为了培养祖国的橡胶与热带作物人才，大家都默默地耕耘着。

　　60年代的校园。讲述者供图

　　教材不足 教师自己解决

　　住的问题虽然得到了初步解决，但教师、教材和其他教学设备的不足严重地困扰着初办的学院。当时，华南农学院仅派李锦厚教授和青年教师董建华、温永样等少数几位教师，剩下的师资问题则要自己解决。

　　至于教材，更没有现成的。当时世界上人工种植天然橡胶已近百年，但从未建过一所正规的关于天然橡胶的高等学府，我国也没有此类高校，因此不可能有现成的教科书供参考。教学内容全得靠老师自己从国外文献与实践经验中寻找。许多老师为了上好每一节课，到图书馆找资料，坐办公室写讲义，夜以继日地备课，连星期天也不休息。

　　1960年，我从事热带经济作物一一可可的研究时间不长，专业理论与实践经验都很欠缺，但是，当时研究所专职从事可可研究的只有我一人。因此，学院也只好从矮个子中挑高的，要我参加《热带作物栽培学(高等农林院校试用教材)》可可部分的编写。以后，援外教材《热带作物栽培》的可可部分也由我负责编写。

　　困难时期 师生开荒自救

　　当年轻的学院还没有站稳脚跟，一场全国性的经济困难又迎面而来。当时国家与社会所能供应的物资十分紧缺。教职员工每人每月的口粮定量只有9.5公斤，大学生也只有11公斤。这些口粮中还配搭番薯干，有的甚至发了霉。至于食油和其他副食品也少得出奇，每人每月都很难得到半斤猪肉与食油。当年我们大都是20多岁的青年，血气方刚，风华正茂，这些口粮和副食品肯定不够吃，那时候真是饿啊！

　　记得当时缺少食油，有人就用处理后的橡胶籽油炒菜；没有香烟，大家就用木瓜叶、番薯叶晒干揉碎当烟抽；没有肉吃，有的同志就拣拾非洲大蜗牛，用草木灰除去黏液后吃；还有的同志培养一种食用菌当“人造肉”。总之，只要是能吃的东西都找来填肚子，并且冠之好听的名称，如把野菜、空心菜、番薯叶称为革命菜、无缝钢管、满年青等等。

　　在这种艰难困苦的情况下，院党委发出生产自数的号召，组织大家开荒种番薯、木薯与蔬菜，才逐渐改善了大家的伙食。虽然当时的条件相当艰苦，但全体教职员工和大学生个个都怀着饱满的热情，投身到科教事业和学习中，没有一个人当逃兵。

　　华南热带农业大学创办确实遇到不少困难，但在上级的正确领导和大力支持下，在全体教职员工的艰苦奋斗下，这些前进中的困难都迎刃而解了，后来成为我国独特的、唯一的热带农业科研教学中心，在橡胶与热带经济作物的育种、栽培和加工领域中均取得令世人瞩目的科研成果；在培养造就橡胶、热带经济作物的科技人才方面也作出了卓著的贡献，使“凡是热作处，必有宝岛人”成为现实。

　　1988年，郑一心(左三)与同事们参加“迁所建院”30周年大会。讲述者供图

　　讲述人：郑一心(退休前任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党委统战部副部长)

　　讲述时间：2019年9月29日

　　南海网首席记者 康景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