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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湖南大学研究生院的一则公示引起社会各界关注。这则公示称，有部分研究生新生因个人原因申请放弃入学资格，另有少数新生逾期未报到，共计69人。

　　湖南大学是教育部直属的985大学，出现多达69名研究生“录而不读”的情况，也让外界感到好奇。

　　当然好奇之外不乏谴责的声音，在不少人看来，“录而不读”扰乱招生秩序，是典型的失信行为，甚至有人建议称，应将不守信用的学生纳入征信机构的失信名单。

　　【“录而不读”，苛责不如反思】

　　问题真的已经严重到要拿失信名单当“尚方宝剑”的程度了吗?

　　站在考生角度上想，高校录取通知书，不过意味着他们成功拿到了高校“入场券”，收到了高校的“邀约”，并不等同于他们与学校签订了“入学契约”。在未入学之前，他们仍然保有一定的自主选择权。要知道，这些考生无不是经过认真艰苦的备考，才成功从日益壮大的“考研大军”中脱颖而出的。想来做出放弃入学的决定，对他们而言也并非易事，估计也经过了反复纠结和几番权衡。

　　若是高校想要从调整学生行为方面入手，避免再遭入学“打击”，借鉴其他机构出台相关限制规定是一个选择。例如，去年河南省招生办就首次明确对违背志愿失信行为的惩戒措施：在2018年普通高招录取中不履行志愿约定的失信考生，次年复读后高考志愿填报数量将受限制。此类规定，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醒学生注意“拒学”的影响及后果，慎重决策，而非视高校投档如“备胎”。

　　但或许高校做好自我检视，从剖析自身、自我优化做起，“录而不读”的问题更能得到改观，于学校发展而言也更有价值。为什么考生选择了就业、留学，而非前往一所颇负盛名的高校深造?“69人录而不读”现象的背后成因，更值得高校认真思考。校方是否在录取过程中做好调剂意见征询工作?能否为学生提供提升个人竞争力的教学培养方案?可否提前了解学生就读意愿，优化录取流程?相信如果高校给予这些关键问题更多关注和思考，从解决自身问题，提升学校竞争力入手，从长远看，不仅能够给自身带来更多主动权，也不失名校风度，更能以开放心态彰显自信胸怀。（广州日报 许晓芳）

　　【考研“录而不读”，不应成为他人的遗憾】

　　“录而不读”造成的资源浪费和制度空转，以及随之带来的负面影响，对那些招录资源紧张匮乏的地区可能更为突出。比如在高考竞争激烈的河南，针对当年录取后却不入学者，来年高考将限制其填报志愿的学校数量，在实行平行志愿的各批次，仅允许其填报志愿的学校数不超过两个;此外，还会将考生失信的事实记入其个人诚信档案，作为后续普通高招录取工作中，高校对考生品德衡量的依据。

　　针对湖南大学遇到的“录而不读”现象，社会上有不少人呼吁从制度层面采取措施，比如记入个人档案、限制来年报考选择等。

　　“录而不读”客观上“成全”着部分学生择校、就业等的多元选择。这正是人们面对失信惩戒的最大困惑：人的多元选择，必然会有空选出现，如果动辄实施失信惩戒，岂不是减少了选择的余地?在当下社会环境中，不确定性的增加推动人们在抉择过程中逐渐争取更多备选项，这不仅是社会现实的必然要求，也符合人趋利避害的本能。

　　尊重个人多元选择，让冰冷的制度闪耀人性光辉。对待“录而不读”必须审慎，比如诉诸失信惩戒，这种惩戒的范围、力度如何把握?比如，有无更多的可能性，去改“堵”为“疏”，建立常态的放弃录取和补录机制。如此，既克制谦抑地制定惩罚、落实规定，又能在招考制度设计上，给学生提供更多的自由、开放的备选空间，同时也不牺牲院校的招录资源，最终化解个人多元选择和院校办学利益的冲突。

　　我国研究生实际招生总数逐年增加，但2019年报考人数已增加至290余万，预计2020年的报考人数有望达到350万余人次，这意味着为少数人放弃的读研机会，仍然为大多数人所看重，他们依然为此矢志奋斗。

　　只有制度动起来，做到瞻前顾后，由此及彼，招考双选才能变得有进有退，取舍自如。研究生招生录取既要照顾少数人的真实需求，又不能辜负大多数应留想留之人的念想。最终，个人的自由选择不至于背上过于沉重的失信包袱，教育资源也能被充分地利用和调动。（中青评论 白毅鹏）

　　【对69位弃读考生，不必动辄以失信施压】

　　站在高校角度对学生的批评可以理解。这些弃读的学生，已经拿到了通知书，每个学生都占用了一个招生名额，放弃入学后，这些名额已经不可能补录，最终的结果只能是学位空缺。这样一来，一方面，导致一些导师带不满人;另一方面，还会影响到学院的招生计划。总之，学生爽约的代价是，高等教育资源被浪费了。

　　当然，河南对“录而不读”学生的惩罚措施，引发了不小的争议。此次声讨69名学生的声音之外，同样有不少网友表示理解。

　　因为对考生来说，哪怕拿到了录取通知书，也只是和高校达成了初步的契约。如果有其他更好的选择，比如拿到了出国的机会，或者考上了公务员等，他当然有自主选择的权利。毕竟话说回来，多数学生考研未必是奔着学术研究的目标去的，而是将它当作就业的敲门砖。

　　法律规章没有限制或禁止“录而不读”，那它就是考生不可剥夺的自由。而且，有招生经验的高校，应该预料到这种爽约的局面，并提前做针对性安排。媒体对一些高校招生单位的采访也显示，类似大量学生集体爽约的情况，本来就相当少见。将它无限放大，并开出列入失信名单的惩罚措施，反而是简单粗暴、小题大做，伤害了学生的自主选择权。

　　在本硕博的招生中，由于是集中录取，高校和考生其实都没有多少选择余地，因此才会出现之前的北大退档贫困生风波。“录而不读”造成的教育资源浪费，说到底还是招生体系不灵活的结果。每个学生只能获得一张录取通知书，学校也只能一次录取，没有补录机会，必然容易出现学生“录而不读”，或者学校一些专业、导师招不满人的局面。

　　在这种前提下，正确的做法，可参考欧美国家那样，减少集中录取、集中调配的计划色彩，让录取的方式更灵活、更有机动性，让学生有“后悔权”，让高校有补救的手段。用失信名单倒逼履约，甚至从道德层面对失信学生施压，看上去能够避免招生名额浪费，但对学生的前途和发展，同样会造成另一种时间浪费。而且，这种减损学生自由的方法，和教育改革的方向可谓南辕北辙。（光明网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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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广州日报、中青评论、光明网（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