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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啊，一起做学渣啊”……今天，一篇名为“南京家长已疯”的网文，在不少南京家长的朋友圈里刷屏，也引发网友热议。

　　在文中，作者声情并茂地“描述”起了南京正在推进的减负政策的效果：“不许补课，不许考试，不许公布分数，不许按成绩分班”“突击检查学校，查看学生书包里有没有卷子、课外辅导教材、作业本”“抵制花里胡哨的课外辅导，只能用教材配套的教辅”……之后由此感慨道：也许，用不了多久各位的孩子就会成为一个活泼灵动、热爱生活、轻松愉悦、心智健康的学渣；“南京家长在快乐与痛苦的交织中，终于疯了”。

　　减负是不是等于制造学渣，“南京家长已疯”的网文瞬间引发网友热议。对此，“京报调查”（新京报与清研智库联合推出）展开调查，超五成受访者担心学校减负会让孩子成绩变差。

　　随后，南京市教育局通过官方微信公众号对此事进行回应。南京市教育局称，全市各级教育部门、义务教育学校聚焦存在问题进行排查，整治纠正不规范的办学行为，“但同时也发现存在对督查工作理解不准确、执行规定简单化的现象，引起了社会和部分家长的误解。”

　　减负，怎么就把家长“逼疯”了

　　减负难原因也并不难找。在教育程度大体决定人生图景的现实状况下，在当前仍以看分数、排名次为主要录取指标的教育体系中，课业负担就会为转化个体的“生存压力”。所以，在作业这种微观层面的种种干预措施，很难抵挡家长与学生出于本能而想出的种种消解对策。在指挥棒不改的前提下，干预手段强势，家长非但没有“喜大普奔”，反而得更加焦虑地升级应对策略，“逼疯”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减负，自然是正确的。但教育承载的多重面向，意味着减负更多应该采取方向性治理，而非细致到无孔不入、作“一刀切”的运动式治理。教育，既要承担春风化雨的理想主义价值，也要实现评价筛选的现实主义功能；既影响个体、家庭的微观生活状态，也关涉地域、全局的整体利益调配。因此，只在某一个层面上发力使劲，非但没有效果，也会折腾不已、精力虚耗。减负，或许还需要在更宏观的层面里做文章，当然，这可能也是难度更高、阻力更大的层面。

　　在全国层面统摄教育体制的情形之下，减负就是篇大文章，是关系教育格局的一场深度调整。因此，在出台相关政策时，要准确评估社会效果的前后反应，不宜把一种“看似美好”的手段，简单加诸纷繁复杂的现实之上。不宜让家庭、学校等教育链条上的“基层单位”，承载过多的应对压力。化用一句古语，减负亦如“烹小鲜”，在子女教育几乎已经凝聚一个家庭全部元气的当下，应该小心翼翼、谨慎施策。

　　在做好减负这篇大文章之前，应当极力避免的，是减负措施本身，反而变成了一种负担。（光明网 光明网评论员）

　　教育减负是一场协同战

　　教育减负，是为了减轻中小学生过重的课业和心理负担，扭转“唯分数论英雄”的现象，促进学生全面发展。近些年来，教育主管部门的减负措施可谓层层加码，但令人深思的是，为何不少家长非但不买账，反而表现出抗拒的态度？或者认为教育减负就是“画饼充饥”？

　　教育领域蓄积起来的焦虑和困惑，消解起来殊为不易，这是一个必须认清的现实。中考高考的硬杠杆就在那里，很难让家长不去关注孩子的学习成绩。他们担心，现在减掉的“负”，会在今后加倍奉还，负担没减掉，反而产生了新的教育不公平。不甘心在起跑线上落于下风，校内减负就在校外补回来，这是很多家长的执念。在推行减负政策的过程中，关照和抚慰家长的焦虑，消除“减负就是学校把责任甩锅给家长”的误解，才能打破“一边反对负担，一边反对减负”的怪圈。

　　减负不该沦为一场场“功守道”：监管部门在攻，培训机构在防；教育部门在攻，学生家长在防。应该强调的是，教育减负真正要减掉的，是那些不合理、不规范、不科学的教育活动，而不是把负担从学校转移到家长手里，也不是把孩子从学校逼到培训机构去。在减负的具体内容和价值判断上，必须保持再三斟酌的谨慎态度。减去不合理的课业负担的同时，学校更要加强教学研究，提高教学质量，补齐服务短板，做好“减量提质”的文章，以满足家长期待、树立社会信心。综合目前信息看，南京在内的一些地方，执行减负的过程中，存在一些简单化、形式化、机械化问题。减负的大方向固然不错，但越是如此，落实过程中越不能急躁冒进，越要把社会焦虑纳入考虑范畴，真正把教育质量抓上去。

　　更需关注的是，学生面临的教育负担不是一成不变的，会因个体情况不同而出现各种各样的变化。这个学生9点以前就能做完作业，另一个学生却不能呢？这个地方晚上超过9点可以不用做作业，那其他地方呢？这个学校要求开足实践课，那没有条件的学校呢？既渴望减负，又害怕落后，这样的担忧和焦虑，总会让家长陷入纠结与无奈。只靠个别地方单兵突进，只在某一环节谋划实施，只会加剧焦虑情绪蔓延。教育减负不能只是一刀切地砍课时，根本还是应加快教育的联动改革。真正以学生为本，以高质量教育为追求，同在一根链条上的教育部门、学校、家长、培训机构要共建协同育人的良好生态，一个节点也不能少。而与之关联的，教育资源的配置、升学人才的选拔、教育评价体系的改革等也要协同起来。只有把教育减负视为一场协同战，全面考虑、统筹谋划、稳步推进，在省一级乃至国家层面一体推进，才能化解“减负”阻力，凝聚广泛共识。

　　减负是为了更好的教育，但教育的目的并非为了减负。对现行中小学负担过重的问题进行纠偏，奔着更高质量教育的方向去，不仅要下定决心解决，而且要尽可能早起步、早解决。这是一场需要各方努力的攻坚战，必须在既定的正确轨道上铆足定力，通过时间来检验减负成色。（湖北日报 周磊）

　　“南京家长已疯”，减负就等于制造学渣？

　　“减负=制造学渣”，无疑是个极富煽动性的结论。这是把教育部门和家长完全摆在了对立的位置上，也是“唯成绩论”的借壳出街。循着这番论调，题海战术与参加培训“军备竞赛”才是对学生负责。这也让人想起前几天一群学生打出的标语——“我爱学习，学习使我妈快乐”。

　　这样夸大负外部性进而对减负污名的说法，不过是拿应试教育的高压学习标准来衡量当前减负，也是教育焦虑的产物。从逻辑上讲，这根本就站不住脚。

　　在当下的教育领域，“剧场效应”一直存在——在剧场中，前排的人站起来看戏，没有人叫他坐下来，后排的人也跟着站起来看戏，结果所有人都站着看完戏。在孩子学习上的主动加压，就是这样：你给孩子请家教我也请，你送孩子上培训班我也送，最终学生负担只能在“囚徒效应”中不断加重。

　　要维持剧场秩序，就该有“执勤人员”。治理教育剧场效应，就需要教育部门依法治教，严格落实减负政策，保护地方教育生态。减轻孩子过重的学业负担，给孩子发展个性、兴趣的空间，促进学生身心健康成长，这是减负的价值所在。从这个角度上说，地方教育部门严格执行减负规定，也是依法治教，没什么不妥。

　　但当剧场上观众都站着的时候，说服人们坐下尤为困难。在减负问题上，家长不患寡而患不均：只有一地减负且执行很严，而其他地方继续加码，自家孩子就要吃亏。“减负=制造学渣”论调，就来自“提高一分，干掉千人”的学业竞争，谁真减负，谁就输了。因此，整个江苏省的高考压力不减，“一枝独秀”很可能引来民意反弹，使得减负举措半路而返。

　　从当前的教育生态看，个别地区纵容学校违规办学，如超前教学、提前教学、利用节假日补课，会劣币逐良币，带动整个地区的违规办学。因此，南京此番严格减负值得肯定，但要持续下去，需要的是省级层面的一致行动，对那些不严格依法治教的地方教育部门，要依法追究责任，当所有地区都严格规范办学，当所有人都不用被拽入应考“军备竞赛”，家长的“公平焦虑”才能更好地缓解。

　　从根本上说，“减负=制造学渣”的观念背后，连着教育评价体系的偏差。在“每分必争”的升学竞争中，家长很难不关注孩子的分数，也很难关注分数之外的其他素质发展。只有改革教育评价体系，破除升学评价中的唯分数论，才能引导家长走出育儿误区，这也是我国当前给学生减负的关键所在。（新京报 熊丙奇 教育学者）

　　教育减负是大方向，如何减是真问题

　　实事求是地说，不管是学校、家长还是学生，都不希望“死读书”，但大体认同以考试作为人才选拔的基本方式。而在优质教育资源依然短缺的条件下，竞争压力前移在所难免。因此，我们一方面要防止压力过分前移，一方面也要正视压力的客观存在。现实逻辑告诉我们，对绝大多数人而言，作为选拔的考试及必要的课业训练，仍是必需品，零压力的“快乐教育”并不可行。移除了必需品，又提不出替代品，才会诱发更大社会焦虑。

　　换句话说，拒绝填鸭式教育，不等于完全放养；不要唯分数论的应试教育，不是说不要考试了；防止负担过重，也不是要制造教育真空。无论各地政策怎么定，都应落在理性区间内，而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否则，类似“减负=制造学渣”的质疑一定会出现，会反过来消解改革中有效的部分。

　　“减负”的方向不会变，但怎么“减负”则值得探索。学校教育作为公共产品，基本上是“标准件”，而全社会对教育的需求却变得比任何时候都更为多元。比如，在教育发达的地方，素质教育的呼声更高；在人口大省，各方对升学率的诉求相对更高；那些照顾子女不便的父母，则很希望学校延长教学时间、提供有效托管。这些围绕“减负”的不同视角，本身就折射教育均等化之路任重道远。那么，在这些不同关切中，“公约数”是什么？或许，不是简单的减负，而是如何进一步提升这个“标准件”的整体质量。

　　在这个过程中，“强化课堂主阵地作用，切实提高课堂教学质量”依然是重中之重。今天，全面发展素质教育已是全社会共识，但素质教育不等于教学质量的打折。对于“教师认真批改作业”“强化面批讲解”“上好每一堂课”，学生与家长的期待只会提升不会降低。因此，在减负举措的具体执行中，要坚决防止和纠正执行简单化、形式化、机械化，这才能够为全面发展素质教育提供坚实的基础。

　　对于一项公共政策，我们总是免不了这样去掂量：它距离公众期待是近了还是远了？是在纾解压力还是在制造焦虑？对于各地教育部门而言，就要考虑到减负后的连锁反应，提前作好政策制定的沙盘推演。比如，在考试难度不变甚至增加的情况下，学校里放学早了、教得少了，必然导致学生涌向课外补习班；再如，家校之间其实是个连通器，老师不再布置作业、批改作业，压力就会平移到家长身上，无非沦为家长出题或者家庭作业变家长作业。按下葫芦浮起瓢的现象，呼吁治理者树立科学的教育质量观、多些精细化管理思维，在政策出台、执行过程中，多吸收一线教师的建议，多听听家长与孩子的心声。

　　其实，对于中国的基础教育，我们心中还是要有一根基准线，即中国的基础教育不仅不差，而且在全球还很有竞争力。比如，上海中学生在2009和2012年两次参加OECD发起开展的“国际学生测试项目”（PISA）均取得世界第一，剑桥大学早几年就认可了中国高考成绩作为入学申请指标，而从整个劳动力市场看，扎实的基础教育正是中国人才红利不断释放的重要源泉。从这个角度看，减负政策的制定与执行，也应把握好改革与稳定的关系，改革是为了提升教育质量、巩固既有优势而非相反。（人民日报 何鼎鼎）

　　落实“减负令”，必须抚慰家长焦虑的心

　　可怜天下父母心。家长自然都心疼自己的孩子，但问题是，在激烈的升学竞争之下，谁都不敢在“军备竞赛”中率先退出。“分数为王”的局面不改变，如果学校严格落实减负政策，焦虑不已的家长将会想方设法给孩子“加餐”。校内减负校外补，家长需要支出更多的精力和金钱，培训机构反成最大获利者，怎能不令一些家长“发疯”!

　　作业多负担重，作业少担忧多。落实“减负令”，必须抚慰家长焦虑的心，才能走出“家长一边反对负担，一边反对减负”的怪圈。

　　当务之急，是先要让减负政策“接地气”。减负本身并不是目的，学习也不是越轻松越好，必须有效实现“学生减负，家长减压”。以小学生晚上9点后不写作业为例，就需要做好“减量提质”的文章，减去那些机械性、重复性的僵化作业，精心选择与学生基础相适应的、重在迁移运用的作业。

　　长远之策，当是深入改革教育评价体系，破除升学评价中的唯分数论。只有减掉“唯分数论”，才能让校外补习班没有“创富”市场，才能让家长不必频频自我加压、负重前行。（人民日报）

　　第一批被“减负”的家长，站到了应试教育的战壕？

　　家长是学生天然的利益共同体。谁都无法否认，减负的最大受益者是受教育者。那么，教育部门实打实的减负措施，为何遭到了家长的强力反弹？家长们为减负倍感焦虑，究竟又有多少欲言又止的潜台词？

　　教育部门集中力量实施减负，开始于上世纪末本世纪初。2000年年初，因为“学生负担很重”“形成了很大的心理压力”，教育部发布《关于在小学减轻学生过重负担的紧急通知》，在全国范围掀起了实施“减负”的高潮。当时还在上中小学的80后、90后，如今从“应试”与“减负”两种概念中成长起来的年轻家长，一定对自己这种独特的教育经历留有别样的情愫。

　　现在回想起来，90后面临的课业负担可能还不是最重的。类似“小学生晚上9点写不完作业”的现象，并不是第一批90后的普遍经历。相反，至少在笔者及同龄人的印象中，小学放学花一个多小时完成作业，还赶得上看当晚的《大风车》节目，更不会因为“小升初”而烦恼。上初中以后，直到接近中考的初三阶段，才慢慢感受到应试和习题的压力。

　　随着80后、90后陆续为人父母，他们慢慢发现，孩子所要应对的课业压力超乎自己的经验。朋友圈里，不乏毕业自名校的年轻父母，恨铁不成钢地抱怨孩子做作业太慢、没有继承自己卓越的智商，殊不知，当年让他们获得阶层晋升通行证的智力，也许完全不足以应付当下复杂而繁重的教育。历经一轮轮考试筛选出来的他们，注定是不甘愿“输”的一代，也自然把这种心态投射到孩子身上。

　　多年以来，主导减负工作的一直都是教育部门，为此承受最大压力的也是教育部门。减负工作“越减负担越重”，板子不能完全打到教育部门身上。减负也不再是空洞的口号与概念，而早已细化成翔实具体的指标。

　　很多措施正是公共舆论长期呼吁的结果。例如，“不许公布分数”等措施，最初就是民间的建议——很多人认为，公布分数排名增加了学生的心理压力，不利于未成年人形成健康人格。如今，教育部门从善如流，就当减负就要“来真格”的时候，为何遭到了密集反对？“减负”这一概念本身何以陷入了污名化的困境？

　　不知道从何时起，中国的家校关系、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的边界，便陷入了模糊与混沌的状态。一方面，家长越来越频繁地介入到子女的课业之中，帮孩子完成作业成为家长的日常；另一方面，各种校园问题的产生，似乎又是家庭教育缺失的结果，一些家长总是一厢情愿地期待学校替代自己管教子女。

　　家庭教育该不该加强？答案是毋庸置疑的。这一代城市家长自身受教育背景扎实，知识结构完善，有能力对子女实施高水平的家庭教育。但是，对家庭教育的理解，却因为缺乏共识而见仁见智。

　　现实中，家庭教育沦为了学校教育的附庸。家庭虽然是区别于学校的实体空间，却在无形之中成了课堂学习延长的时间。学生把大量无法在学校里完成的作业带回家，家长不仅负责监督，还要尽己所能指导孩子完成习题。家庭生活只是学校生活的复制，亲子之间本应该享受的家庭时间被无限度地压缩，促进下一代形成健全人格与品质的家庭教育却长期缺席。

　　教师的教育权是具有专业性质的权力，学校教育有其不可替代性，而试图把专业权力交给家长执行的想法，恐怕是危险的越界。长此以往，家长要么质疑教师的能力与资格，要么面对“任务”无所适从，种种家校冲突也随之激化。

　　减负由谁来减，怎样的减负才符合孩子成长的真实需求，进而实现各方“多赢”，是减负取得共识的前提基础。如果课业负担的施加者，从学校的“右手”转移到家长的“左手”，只会让受教育者不堪其重。

　　在减免学生实际课业负担的同时，学校应当补齐服务短板。将减负工作具体化、指标化，固然是检验减负工作成效的必要之举。然而，指标更要对应实效，而不是单方面地减轻学校的责任。比如，缩短中小学生的在校时间，学生放学时间越来越早，只会给家长增加负担。如果学校放学，并不是学生一天学习的结束，那么以在校时间长短检验减负又有何意义？

　　中国学生习惯于学校和家庭的“两点一线”。而减负的真正指向，不在于学校与家庭的此消彼长，而要探索在学校学习和居家休息之外，让学生成长的“第三种时间”。

　　国民教育的面貌是社会发展水平的折射。当初深受应试教育困扰的学生，如今成为焦虑而冒进的家长，似乎又站到了应试教育的战壕，荒诞的背后是对下一代成长和发展的密切注视。减负20年来，人们至少可以得到这样的经验：要从根子上消除教育焦虑，减免课业负担，不是教育者、家长、受教育者的任何一方能够毕其功于一役的，或许只有时间才能检验减负的成色。（中青评论 王钟的）

　　“南京家长已疯”：一刀切的减负不得人心

　　减负一直是教育改革的大方向，近年来也有不少举措，但是，这些政策所导致的结果，几乎无一不与初衷背离。课内负担减了，课外负担重了；学校责任减了，家长责任重了，此消彼长之间，不仅没减负，反而增负。各个政策相叠加，不是合力打组合拳的关系，而是“擦屁股”、“打补丁”：不让校内补课，校外培训班就应运而生，于是又开始查处培训班。这种按下葫芦浮起瓢的政策效应经历多了，家长自然也不信减负能当真。一个培训班的广告上这么写：您来，我们培养您孩子；您不来，我们培养您孩子的竞争对手。这直击了家长的痛点，谁敢真正给孩子减负？于是，学校、家长、孩子联手玩起“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游戏，负担更重，焦虑更甚。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去年谈教育，拿两性关系打了个拙劣的比方，得罪一大片人，但他想表达的本意是对的：“衡量和评价的方向决定了教育的方向”。如果评价体系不变，减负政策就是治标不治本，必然没有好效果，家长反对的，是这样一种减负。

　　另一方面，单纯做减法、一刀切的减负政策也值得商榷。每一个人的禀赋不同，一部分孩子学得快，另一部分学得慢；一部分孩子学得吃力，另一部分学不过瘾。不能简单粗暴地规定学多少，学多长时间。这样一刀切的减负，是另一种的不因材施教。而只做减法的减负，也容易催生出家长“减负等于制造学渣”的焦虑，学习从来不是轻松的，甚至也不是一味快乐的，那些动辄拿欧美快乐教育说事的，都失之偏颇了，欧美的孩子学习起来并不轻松，没有那么多题海战术，但为了一道作业题泡图书馆查资料也不省力。因此我们需要思考的是，真正需要减掉的是什么？需要增加的又是什么？对于我们国家的教育现状而言，纯粹为了提高分数的刷题、死记硬背太多，鼓励创造性思维、鼓励思辨能力的部分太少。真正的减负不应该等同于制造学渣，而是在尊重孩子发展规律的前提下，在保护他们想象力、创造力和好奇心的前提下去学习。

　　这需要教育部门在制定政策时更全方位考虑，不仅从减负层面，也从教育评价体系层面，后者的确能直接有力地影响教育的方向。唯有在正确认识什么是负担的基础上，区别化减负，从治本的层面减负，不以加重家长负担为代价减负，才能满足公众对教育的多元化需求，才能真正减轻焦虑，化解压力，让减负政策得到认可。（经济观察网 言咏）

　　减负是为了教育，教育不是为了减负

　　我们当然不应因为这些质疑的声音，就去动摇教育减负的大方向，但家长们的声音也提了个醒：减负应该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全面考虑、认真谋划、稳步推进。在减负的过程中，教育部门、学校与家长之间要密切沟通，提前做好沟通，将会减少许多无端的猜测与担忧。

　　首先，各方应该达成一个共识：减负是为了教育，教育不是为了减负。减负是为了消除应试教育中那些违背人性、浪费时间的弊端，“倒洗澡水”的同时，“孩子”肯定是要留下来的。所以各地在制定减负方案的时候，理应把提高教学质量作为前提。

　　那些合理的作业、考试，不能以减负之名取消，否则就有掩耳盗铃的嫌疑。对于已经制定的减负方案，如果在实际操作中出现不适应的状况，也应及时调整改进。

　　在减少文化课压力的同时，体育课、艺术课这些课程也要开足、开好。尤其对于农村和偏远地区学校来说，师资、设备必须保障到位，不能把素质课变成“放羊课”。

　　对于家长遇到的一些现实的问题，也要提前做好预案，防止家长认为减负是学校将责任甩给家长。比如双职工家庭普遍会遇到孩子放学太早无处可去的问题。值得欣慰的是，一些地方已经意识到这一点，把课后服务提上了日程。浙江中小学生“减负33条”里也有一条，全面实施小学放学后校内托管服务。

　　教育是人生大事，家庭大事，一举一动都会牵动亿万人心。各方充分交流，广泛讨论，才能消除偏见、解决分歧。所有努力都是为了孩子，只要这个出发点不动摇，改革过程中的障碍必定能够跨越。（西坡 媒体人）

　　文章来源：新京报、湖北日报、人民网、中青网、经济观察网、光明网（文章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