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热评 | “南京家长已疯”,减负就等于制造学渣?

  “来啊,一起做学渣啊”……今天,一篇名为“南京家长已疯”的网文,在不少南京家长的朋友圈里刷屏,也引发网友热议。

  在文中,作者声情并茂地“描述”起了南京正在推进的减负政策的效果:“不许补课,不许考试,不许公布分数,不许按成绩分班”“突击检查学校,查看学生书包里有没有卷子、课外辅导教材、作业本”“抵制花里胡哨的课外辅导,只能用教材配套的教辅”……之后由此感慨道:也许,用不了多久各位的孩子就会成为一个活泼灵动、热爱生活、轻松愉悦、心智健康的学渣;“南京家长在快乐与痛苦的交织中,终于疯了”

  减负是不是等于制造学渣,“南京家长已疯”的网文瞬间引发网友热议。对此,“京报调查”(新京报与清研智库联合推出)展开调查,超五成受访者担心学校减负会让孩子成绩变差。

  随后,南京市教育局通过官方微信公众号对此事进行回应。南京市教育局称,全市各级教育部门、义务教育学校聚焦存在问题进行排查,整治纠正不规范的办学行为,“但同时也发现存在对督查工作理解不准确、执行规定简单化的现象,引起了社会和部分家长的误解。”

  减负,怎么就把家长“逼疯”了

  减负难原因也并不难找。在教育程度大体决定人生图景的现实状况下,在当前仍以看分数、排名次为主要录取指标的教育体系中,课业负担就会为转化个体的“生存压力”。所以,在作业这种微观层面的种种干预措施,很难抵挡家长与学生出于本能而想出的种种消解对策。在指挥棒不改的前提下,干预手段强势,家长非但没有“喜大普奔”,反而得更加焦虑地升级应对策略,“逼疯”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减负,自然是正确的。但教育承载的多重面向,意味着减负更多应该采取方向性治理,而非细致到无孔不入、作“一刀切”的运动式治理。教育,既要承担春风化雨的理想主义价值,也要实现评价筛选的现实主义功能;既影响个体、家庭的微观生活状态,也关涉地域、全局的整体利益调配。因此,只在某一个层面上发力使劲,非但没有效果,也会折腾不已、精力虚耗。减负,或许还需要在更宏观的层面里做文章,当然,这可能也是难度更高、阻力更大的层面。

  在全国层面统摄教育体制的情形之下,减负就是篇大文章,是关系教育格局的一场深度调整。因此,在出台相关政策时,要准确评估社会效果的前后反应,不宜把一种“看似美好”的手段,简单加诸纷繁复杂的现实之上。不宜让家庭、学校等教育链条上的“基层单位”,承载过多的应对压力。化用一句古语,减负亦如“烹小鲜”,在子女教育几乎已经凝聚一个家庭全部元气的当下,应该小心翼翼、谨慎施策。

  在做好减负这篇大文章之前,应当极力避免的,是减负措施本身,反而变成了一种负担。(光明网 光明网评论员)

  教育减负是一场协同战

  教育减负,是为了减轻中小学生过重的课业和心理负担,扭转“唯分数论英雄”的现象,促进学生全面发展。近些年来,教育主管部门的减负措施可谓层层加码,但令人深思的是,为何不少家长非但不买账,反而表现出抗拒的态度?或者认为教育减负就是“画饼充饥”?

  教育领域蓄积起来的焦虑和困惑,消解起来殊为不易,这是一个必须认清的现实。中考高考的硬杠杆就在那里,很难让家长不去关注孩子的学习成绩。他们担心,现在减掉的“负”,会在今后加倍奉还,负担没减掉,反而产生了新的教育不公平。不甘心在起跑线上落于下风,校内减负就在校外补回来,这是很多家长的执念。在推行减负政策的过程中,关照和抚慰家长的焦虑,消除“减负就是学校把责任甩锅给家长”的误解,才能打破“一边反对负担,一边反对减负”的怪圈。

  减负不该沦为一场场“功守道”:监管部门在攻,培训机构在防;教育部门在攻,学生家长在防。应该强调的是,教育减负真正要减掉的,是那些不合理、不规范、不科学的教育活动,而不是把负担从学校转移到家长手里,也不是把孩子从学校逼到培训机构去。在减负的具体内容和价值判断上,必须保持再三斟酌的谨慎态度。减去不合理的课业负担的同时,学校更要加强教学研究,提高教学质量,补齐服务短板,做好“减量提质”的文章,以满足家长期待、树立社会信心。综合目前信息看,南京在内的一些地方,执行减负的过程中,存在一些简单化、形式化、机械化问题。减负的大方向固然不错,但越是如此,落实过程中越不能急躁冒进,越要把社会焦虑纳入考虑范畴,真正把教育质量抓上去。

  更需关注的是,学生面临的教育负担不是一成不变的,会因个体情况不同而出现各种各样的变化。这个学生9点以前就能做完作业,另一个学生却不能呢?这个地方晚上超过9点可以不用做作业,那其他地方呢?这个学校要求开足实践课,那没有条件的学校呢?既渴望减负,又害怕落后,这样的担忧和焦虑,总会让家长陷入纠结与无奈。只靠个别地方单兵突进,只在某一环节谋划实施,只会加剧焦虑情绪蔓延。教育减负不能只是一刀切地砍课时,根本还是应加快教育的联动改革。真正以学生为本,以高质量教育为追求,同在一根链条上的教育部门、学校、家长、培训机构要共建协同育人的良好生态,一个节点也不能少。而与之关联的,教育资源的配置、升学人才的选拔、教育评价体系的改革等也要协同起来。只有把教育减负视为一场协同战,全面考虑、统筹谋划、稳步推进,在省一级乃至国家层面一体推进,才能化解“减负”阻力,凝聚广泛共识。

  减负是为了更好的教育,但教育的目的并非为了减负。对现行中小学负担过重的问题进行纠偏,奔着更高质量教育的方向去,不仅要下定决心解决,而且要尽可能早起步、早解决。这是一场需要各方努力的攻坚战,必须在既定的正确轨道上铆足定力,通过时间来检验减负成色。(湖北日报 周磊)

  “南京家长已疯”,减负就等于制造学渣?

  “减负=制造学渣”,无疑是个极富煽动性的结论。这是把教育部门和家长完全摆在了对立的位置上,也是“唯成绩论”的借壳出街。循着这番论调,题海战术与参加培训“军备竞赛”才是对学生负责。这也让人想起前几天一群学生打出的标语——“我爱学习,学习使我妈快乐”。

  这样夸大负外部性进而对减负污名的说法,不过是拿应试教育的高压学习标准来衡量当前减负,也是教育焦虑的产物。从逻辑上讲,这根本就站不住脚。

  在当下的教育领域,“剧场效应”一直存在——在剧场中,前排的人站起来看戏,没有人叫他坐下来,后排的人也跟着站起来看戏,结果所有人都站着看完戏。在孩子学习上的主动加压,就是这样:你给孩子请家教我也请,你送孩子上培训班我也送,最终学生负担只能在“囚徒效应”中不断加重。

  要维持剧场秩序,就该有“执勤人员”。治理教育剧场效应,就需要教育部门依法治教,严格落实减负政策,保护地方教育生态。减轻孩子过重的学业负担,给孩子发展个性、兴趣的空间,促进学生身心健康成长,这是减负的价值所在。从这个角度上说,地方教育部门严格执行减负规定,也是依法治教,没什么不妥。

  但当剧场上观众都站着的时候,说服人们坐下尤为困难。在减负问题上,家长不患寡而患不均:只有一地减负且执行很严,而其他地方继续加码,自家孩子就要吃亏。“减负=制造学渣”论调,就来自“提高一分,干掉千人”的学业竞争,谁真减负,谁就输了。因此,整个江苏省的高考压力不减,“一枝独秀”很可能引来民意反弹,使得减负举措半路而返。

  从当前的教育生态看,个别地区纵容学校违规办学,如超前教学、提前教学、利用节假日补课,会劣币逐良币,带动整个地区的违规办学。因此,南京此番严格减负值得肯定,但要持续下去,需要的是省级层面的一致行动,对那些不严格依法治教的地方教育部门,要依法追究责任,当所有地区都严格规范办学,当所有人都不用被拽入应考“军备竞赛”,家长的“公平焦虑”才能更好地缓解。

  从根本上说,“减负=制造学渣”的观念背后,连着教育评价体系的偏差。在“每分必争”的升学竞争中,家长很难不关注孩子的分数,也很难关注分数之外的其他素质发展。只有改革教育评价体系,破除升学评价中的唯分数论,才能引导家长走出育儿误区,这也是我国当前给学生减负的关键所在。(新京报 熊丙奇 教育学者)

  教育减负是大方向,如何减是真问题

  实事求是地说,不管是学校、家长还是学生,都不希望“死读书”,但大体认同以考试作为人才选拔的基本方式。而在优质教育资源依然短缺的条件下,竞争压力前移在所难免。因此,我们一方面要防止压力过分前移,一方面也要正视压力的客观存在。现实逻辑告诉我们,对绝大多数人而言,作为选拔的考试及必要的课业训练,仍是必需品,零压力的“快乐教育”并不可行。移除了必需品,又提不出替代品,才会诱发更大社会焦虑。

  换句话说,拒绝填鸭式教育,不等于完全放养;不要唯分数论的应试教育,不是说不要考试了;防止负担过重,也不是要制造教育真空。无论各地政策怎么定,都应落在理性区间内,而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否则,类似“减负=制造学渣”的质疑一定会出现,会反过来消解改革中有效的部分。

  “减负”的方向不会变,但怎么“减负”则值得探索。学校教育作为公共产品,基本上是“标准件”,而全社会对教育的需求却变得比任何时候都更为多元。比如,在教育发达的地方,素质教育的呼声更高;在人口大省,各方对升学率的诉求相对更高;那些照顾子女不便的父母,则很希望学校延长教学时间、提供有效托管。这些围绕“减负”的不同视角,本身就折射教育均等化之路任重道远。那么,在这些不同关切中,“公约数”是什么?或许,不是简单的减负,而是如何进一步提升这个“标准件”的整体质量。

  在这个过程中,“强化课堂主阵地作用,切实提高课堂教学质量”依然是重中之重。今天,全面发展素质教育已是全社会共识,但素质教育不等于教学质量的打折。对于“教师认真批改作业”“强化面批讲解”“上好每一堂课”,学生与家长的期待只会提升不会降低。因此,在减负举措的具体执行中,要坚决防止和纠正执行简单化、形式化、机械化,这才能够为全面发展素质教育提供坚实的基础。

  对于一项公共政策,我们总是免不了这样去掂量:它距离公众期待是近了还是远了?是在纾解压力还是在制造焦虑?对于各地教育部门而言,就要考虑到减负后的连锁反应,提前作好政策制定的沙盘推演。比如,在考试难度不变甚至增加的情况下,学校里放学早了、教得少了,必然导致学生涌向课外补习班;再如,家校之间其实是个连通器,老师不再布置作业、批改作业,压力就会平移到家长身上,无非沦为家长出题或者家庭作业变家长作业。按下葫芦浮起瓢的现象,呼吁治理者树立科学的教育质量观、多些精细化管理思维,在政策出台、执行过程中,多吸收一线教师的建议,多听听家长与孩子的心声。

  其实,对于中国的基础教育,我们心中还是要有一根基准线,即中国的基础教育不仅不差,而且在全球还很有竞争力。比如,上海中学生在2009和2012年两次参加OECD发起开展的“国际学生测试项目”(PISA)均取得世界第一,剑桥大学早几年就认可了中国高考成绩作为入学申请指标,而从整个劳动力市场看,扎实的基础教育正是中国人才红利不断释放的重要源泉。从这个角度看,减负政策的制定与执行,也应把握好改革与稳定的关系,改革是为了提升教育质量、巩固既有优势而非相反。(人民日报 何鼎鼎)

  落实“减负令”,必须抚慰家长焦虑的心

  可怜天下父母心。家长自然都心疼自己的孩子,但问题是,在激烈的升学竞争之下,谁都不敢在“军备竞赛”中率先退出。“分数为王”的局面不改变,如果学校严格落实减负政策,焦虑不已的家长将会想方设法给孩子“加餐”。校内减负校外补,家长需要支出更多的精力和金钱,培训机构反成最大获利者,怎能不令一些家长“发疯”!

  作业多负担重,作业少担忧多。落实“减负令”,必须抚慰家长焦虑的心,才能走出“家长一边反对负担,一边反对减负”的怪圈。

  当务之急,是先要让减负政策“接地气”。减负本身并不是目的,学习也不是越轻松越好,必须有效实现“学生减负,家长减压”。以小学生晚上9点后不写作业为例,就需要做好“减量提质”的文章,减去那些机械性、重复性的僵化作业,精心选择与学生基础相适应的、重在迁移运用的作业。

  长远之策,当是深入改革教育评价体系,破除升学评价中的唯分数论。只有减掉“唯分数论”,才能让校外补习班没有“创富”市场,才能让家长不必频频自我加压、负重前行。(人民日报)

  第一批被“减负”的家长,站到了应试教育的战壕?

  家长是学生天然的利益共同体。谁都无法否认,减负的最大受益者是受教育者。那么,教育部门实打实的减负措施,为何遭到了家长的强力反弹?家长们为减负倍感焦虑,究竟又有多少欲言又止的潜台词?

  教育部门集中力量实施减负,开始于上世纪末本世纪初。2000年年初,因为“学生负担很重”“形成了很大的心理压力”,教育部发布《关于在小学减轻学生过重负担的紧急通知》,在全国范围掀起了实施“减负”的高潮。当时还在上中小学的80后、90后,如今从“应试”与“减负”两种概念中成长起来的年轻家长,一定对自己这种独特的教育经历留有别样的情愫。

  现在回想起来,90后面临的课业负担可能还不是最重的。类似“小学生晚上9点写不完作业”的现象,并不是第一批90后的普遍经历。相反,至少在笔者及同龄人的印象中,小学放学花一个多小时完成作业,还赶得上看当晚的《大风车》节目,更不会因为“小升初”而烦恼。上初中以后,直到接近中考的初三阶段,才慢慢感受到应试和习题的压力。

  随着80后、90后陆续为人父母,他们慢慢发现,孩子所要应对的课业压力超乎自己的经验。朋友圈里,不乏毕业自名校的年轻父母,恨铁不成钢地抱怨孩子做作业太慢、没有继承自己卓越的智商,殊不知,当年让他们获得阶层晋升通行证的智力,也许完全不足以应付当下复杂而繁重的教育。历经一轮轮考试筛选出来的他们,注定是不甘愿“输”的一代,也自然把这种心态投射到孩子身上。

  多年以来,主导减负工作的一直都是教育部门,为此承受最大压力的也是教育部门。减负工作“越减负担越重”,板子不能完全打到教育部门身上。减负也不再是空洞的口号与概念,而早已细化成翔实具体的指标。

  很多措施正是公共舆论长期呼吁的结果。例如,“不许公布分数”等措施,最初就是民间的建议——很多人认为,公布分数排名增加了学生的心理压力,不利于未成年人形成健康人格。如今,教育部门从善如流,就当减负就要“来真格”的时候,为何遭到了密集反对?“减负”这一概念本身何以陷入了污名化的困境?

  不知道从何时起,中国的家校关系、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的边界,便陷入了模糊与混沌的状态。一方面,家长越来越频繁地介入到子女的课业之中,帮孩子完成作业成为家长的日常;另一方面,各种校园问题的产生,似乎又是家庭教育缺失的结果,一些家长总是一厢情愿地期待学校替代自己管教子女。

  家庭教育该不该加强?答案是毋庸置疑的。这一代城市家长自身受教育背景扎实,知识结构完善,有能力对子女实施高水平的家庭教育。但是,对家庭教育的理解,却因为缺乏共识而见仁见智。

  现实中,家庭教育沦为了学校教育的附庸。家庭虽然是区别于学校的实体空间,却在无形之中成了课堂学习延长的时间。学生把大量无法在学校里完成的作业带回家,家长不仅负责监督,还要尽己所能指导孩子完成习题。家庭生活只是学校生活的复制,亲子之间本应该享受的家庭时间被无限度地压缩,促进下一代形成健全人格与品质的家庭教育却长期缺席。

  教师的教育权是具有专业性质的权力,学校教育有其不可替代性,而试图把专业权力交给家长执行的想法,恐怕是危险的越界。长此以往,家长要么质疑教师的能力与资格,要么面对“任务”无所适从,种种家校冲突也随之激化。

  减负由谁来减,怎样的减负才符合孩子成长的真实需求,进而实现各方“多赢”,是减负取得共识的前提基础。如果课业负担的施加者,从学校的“右手”转移到家长的“左手”,只会让受教育者不堪其重。

  在减免学生实际课业负担的同时,学校应当补齐服务短板。将减负工作具体化、指标化,固然是检验减负工作成效的必要之举。然而,指标更要对应实效,而不是单方面地减轻学校的责任。比如,缩短中小学生的在校时间,学生放学时间越来越早,只会给家长增加负担。如果学校放学,并不是学生一天学习的结束,那么以在校时间长短检验减负又有何意义?

  中国学生习惯于学校和家庭的“两点一线”。而减负的真正指向,不在于学校与家庭的此消彼长,而要探索在学校学习和居家休息之外,让学生成长的“第三种时间”。

  国民教育的面貌是社会发展水平的折射。当初深受应试教育困扰的学生,如今成为焦虑而冒进的家长,似乎又站到了应试教育的战壕,荒诞的背后是对下一代成长和发展的密切注视。减负20年来,人们至少可以得到这样的经验:要从根子上消除教育焦虑,减免课业负担,不是教育者、家长、受教育者的任何一方能够毕其功于一役的,或许只有时间才能检验减负的成色。(中青评论 王钟的)

  “南京家长已疯”:一刀切的减负不得人心

  减负一直是教育改革的大方向,近年来也有不少举措,但是,这些政策所导致的结果,几乎无一不与初衷背离。课内负担减了,课外负担重了;学校责任减了,家长责任重了,此消彼长之间,不仅没减负,反而增负。各个政策相叠加,不是合力打组合拳的关系,而是“擦屁股”、“打补丁”:不让校内补课,校外培训班就应运而生,于是又开始查处培训班。这种按下葫芦浮起瓢的政策效应经历多了,家长自然也不信减负能当真。一个培训班的广告上这么写:您来,我们培养您孩子;您不来,我们培养您孩子的竞争对手。这直击了家长的痛点,谁敢真正给孩子减负?于是,学校、家长、孩子联手玩起“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游戏,负担更重,焦虑更甚。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去年谈教育,拿两性关系打了个拙劣的比方,得罪一大片人,但他想表达的本意是对的:“衡量和评价的方向决定了教育的方向”。如果评价体系不变,减负政策就是治标不治本,必然没有好效果,家长反对的,是这样一种减负。

  另一方面,单纯做减法、一刀切的减负政策也值得商榷。每一个人的禀赋不同,一部分孩子学得快,另一部分学得慢;一部分孩子学得吃力,另一部分学不过瘾。不能简单粗暴地规定学多少,学多长时间。这样一刀切的减负,是另一种的不因材施教。而只做减法的减负,也容易催生出家长“减负等于制造学渣”的焦虑,学习从来不是轻松的,甚至也不是一味快乐的,那些动辄拿欧美快乐教育说事的,都失之偏颇了,欧美的孩子学习起来并不轻松,没有那么多题海战术,但为了一道作业题泡图书馆查资料也不省力。因此我们需要思考的是,真正需要减掉的是什么?需要增加的又是什么?对于我们国家的教育现状而言,纯粹为了提高分数的刷题、死记硬背太多,鼓励创造性思维、鼓励思辨能力的部分太少。真正的减负不应该等同于制造学渣,而是在尊重孩子发展规律的前提下,在保护他们想象力、创造力和好奇心的前提下去学习。

  这需要教育部门在制定政策时更全方位考虑,不仅从减负层面,也从教育评价体系层面,后者的确能直接有力地影响教育的方向。唯有在正确认识什么是负担的基础上,区别化减负,从治本的层面减负,不以加重家长负担为代价减负,才能满足公众对教育的多元化需求,才能真正减轻焦虑,化解压力,让减负政策得到认可。(经济观察网 言咏)

  减负是为了教育,教育不是为了减负

  我们当然不应因为这些质疑的声音,就去动摇教育减负的大方向,但家长们的声音也提了个醒:减负应该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全面考虑、认真谋划、稳步推进。在减负的过程中,教育部门、学校与家长之间要密切沟通,提前做好沟通,将会减少许多无端的猜测与担忧。

  首先,各方应该达成一个共识:减负是为了教育,教育不是为了减负。减负是为了消除应试教育中那些违背人性、浪费时间的弊端,“倒洗澡水”的同时,“孩子”肯定是要留下来的。所以各地在制定减负方案的时候,理应把提高教学质量作为前提。

  那些合理的作业、考试,不能以减负之名取消,否则就有掩耳盗铃的嫌疑。对于已经制定的减负方案,如果在实际操作中出现不适应的状况,也应及时调整改进。

  在减少文化课压力的同时,体育课、艺术课这些课程也要开足、开好。尤其对于农村和偏远地区学校来说,师资、设备必须保障到位,不能把素质课变成“放羊课”。

  对于家长遇到的一些现实的问题,也要提前做好预案,防止家长认为减负是学校将责任甩给家长。比如双职工家庭普遍会遇到孩子放学太早无处可去的问题。值得欣慰的是,一些地方已经意识到这一点,把课后服务提上了日程。浙江中小学生“减负33条”里也有一条,全面实施小学放学后校内托管服务。

  教育是人生大事,家庭大事,一举一动都会牵动亿万人心。各方充分交流,广泛讨论,才能消除偏见、解决分歧。所有努力都是为了孩子,只要这个出发点不动摇,改革过程中的障碍必定能够跨越。(西坡 媒体人)

  文章来源:新京报、湖北日报、人民网、中青网、经济观察网、光明网(文章有删减)

责任编辑:韩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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