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时政

　　海南日报客户端推出纪念海南解放70周年特稿

　　英雄的伟业英雄的山

　　今年是海南解放70周年。70年前，琼崖党组织和人民在中国革命斗争史上，成功创造了孤岛奋战、艰苦卓绝、二十三年红旗不倒的独特而光辉范例，最终配合四野渡海作战，迎来了海南全岛解放的彻底胜利。象征人间正道的猎猎红旗，在琼州大地高高飘扬。

　　今年也是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实施之年。我们重温琼崖革命的英雄战史，探寻转折关头的抉择奋斗，感悟以身许国的信仰成色，激扬红旗不倒的伟大精神，对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4·13”重要讲话和中央12号文件精神，加快建设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争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动范例，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请关注海南日报客户端推出的纪念海南解放70周年特稿《英雄的伟业英雄的山》(作者 董三仁)。

　　纪念海南解放70周年特稿：英雄的伟业英雄的山

　　据海南日报客户端丨特约记者董三仁

　　万水千山不忘来时路，波澜壮阔犹记战旗红，伟大征途当思责任重。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今年是海南解放70周年。70年前，琼崖党组织和人民在中国革命斗争史上，成功创造了孤岛奋战、艰苦卓绝、二十三年红旗不倒的独特而光辉范例，最终配合四野渡海作战，迎来了海南全岛解放的彻底胜利。象征人间正道的猎猎红旗，在琼州大地高高飘扬。

　　1950年，海口市和琼山县各界人士隆重集会欢庆海南解放。(资料图)

　　70年烽火往事并不如烟，70年历史风云奔来眼底，70年革命精神代代赓续。

　　省委书记刘赐贵多次前往中共琼崖一大会址、母瑞山、解放海南岛战役烈士陵园等革命传统教育基地参观考察、重温入党誓词、参加支部活动，就弘扬琼崖革命精神提出明确要求。4月30日，他在纪念海南解放70周年座谈会上强调，要深切缅怀革命先辈的丰功伟绩，大力弘扬二十三年红旗不倒和将革命进行到底的革命精神，坚定不移把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的伟大事业奋勇推向前进。今年也是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实施之年。我们重温琼崖革命的英雄战史，探寻转折关头的抉择奋斗，感悟以身许国的信仰成色，激扬红旗不倒的伟大精神，对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4·13”重要讲话和中央12号文件精神，加快建设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争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动范例，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一、琼崖革命的至暗时刻

　　历经曲折、艰苦卓绝的琼崖革命斗争史，应当放在当时全党的曲折探索斗争史上来考量。这是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理想与激情、鲜血与战火之中从不成熟走向成熟的必经阶段。

　　甘甜的果实往往来自风雨多经，辉煌的胜利往往来自艰苦奋斗。

　　在艰苦奋斗的革命战争年代，琼崖党组织曾历经“五起五落”。长期担任琼崖特委书记的冯白驹认为，第一次挫折是1927年“四二二”反革命事变后，第二次是1929年特委机关被破坏后，第三次是1932年反“围剿”失败、红军主力损失后，第四次是1942年日寇大规模“蚕食”，第五次是1946年国民党大规模进攻。其中，前三次都发生在土地革命时期，特别是1929年琼崖特委机关两次被严重破坏，特委主要领导相继牺牲，全琼革命失去统一领导;1932年反“围剿”失败后，最艰苦的时候冯白驹所带队伍只有26人，在深山密林、饥寒交迫中苦苦转战，乐万、琼文、陵崖等地也只剩零星力量，革命火种险些熄灭，堪称琼崖革命的至暗时刻。

　　之所以斗争如此艰难，是因为琼崖革命在力量尚且弱小时，又面临着三个方面的重大不利因素影响。

　　第一个重大不利因素，是国民党反动军阀的残酷“围剿”。

　　1928年3月，国民党第十一军第十师师长蔡廷锴率领其部3个团和谭启秀独立团1个营共4000余人抵琼，兵分东、中、西三路对苏区进行“围剿”。红军只有1400人，且受“左”倾错误干扰，采取硬打硬拼，导致第一次反“围剿”失败， 琼崖工农红军总司令冯平、政治部主任符节被捕牺牲。1928年底，琼崖苏维埃政府主席王文明被迫带领琼苏政府直属机关和130多名红军将士转移母瑞山开辟新的根据地，此后随着交通员被捕，琼崖特委一度与中央和广东省委失联。

　　1932年7月底，号称“杀人王”的国民党第一集团军警卫旅旅长陈汉光率所部3个团、一个特务营、空军第二中队一个分队，共3000多兵力登陆琼崖，并让琼崖警卫队、各县民团紧密配合，用机关枪、迫击炮、飞机侦察轰炸开路，围攻只有1800人的琼崖红军独立师，要求彻底消灭琼崖革命力量。

　　这是力量悬殊、几无悬念的对决。8月1日早上开始，陈汉光亲自到一线督战，敌军分成两路共1600人、以4倍兵力进攻驻扎儒郭山苏区的红二团。红二团被打散后，敌军又以6倍兵力进攻红军行营指挥部，以5倍兵力全面进攻琼东四区中心根据地，以4倍兵力进攻乐万苏区的红三团，各地红军都遭遇重大伤亡。

　　琼崖特委当机立断，决定留一部分红军在琼东四区中心根据地牵制敌人，琼崖特委、琼苏政府、红军师部等三大机关和军政学校学员、红一团、女子军特务连等利用敌人包围间隙，从牛探岭、苦瓜山向曾经非常熟悉的母瑞山根据地转移。

　　敌军占领琼东四区中心根据地后，从8月8日起，在飞机轰炸的掩护下集合4个营约1500人、以5倍兵力向母瑞山进攻，红一团据险扼守，终究敌我悬殊，付出很大伤亡，但母瑞山根据地仍被毁坏殆尽。三大机关和红一团只得从母瑞山，转移到东安(琼东、定安之间)的乌榄港、合水湾的森林地带，并希望从三十六总岭方向突围。敌军紧追不舍，红军突围失败，再度撤回母瑞山。敌军构筑五六层包围圈，将母瑞山团团围困、轮番进攻。于是特委召开紧急会议，认为我军聚集山上无法脱困，伤病员日益增多，天气即将转冷，决定让红军独立师师长王文宇、政委冯国卿率余部主力突围，特委、琼苏机关和警卫连继续留在母瑞山坚持斗争。红一团在突围中遭遇敌军多次截击，几乎全部损失，红三团也弹尽粮绝，师政委冯国卿、红三团团长王德春、师参谋长郭天亭相继牺牲，剩余红军在转战中一部分牺牲、一部分被捕、一部分失散，独立师就此解散。

　　多处负伤的师长王文宇虽从母瑞山、文魁岭等两度突出重围，但也因饥寒交迫和警卫员王信的告密，于1933年1月被捕，陈汉光亲自招降，但他坚贞不屈：“要革命就会有牺牲，一个共产党员为革命牺牲自己的生命，死而无憾。” 王文宇最终于7月在海口被杀害。

　　蔡廷锴、陈汉光两次“围剿”，其战法基本一致，但陈汉光更加穷凶恶极。一是在军事上实施降维打击，敌军在飞机大炮配合下，以四到六倍的兵力包围“追剿”，将红军赶进深山，然后派熟悉地形的山民每天带着敌军和200多条猎狗搜山。二是在政治上进行移户并村，建立保甲制度，实行“一家通匪、十家连坐，一家窝匪、十家同祸”，颁布恶毒的“通共者杀、窝共者杀、见共不报者杀……”等“十杀”政令，同时威逼利诱革命意志不坚定者叛敌投降。三是在经济上实行全面封锁，把母瑞山周围变成“无人区”，更不许百姓上山，意图把红军将士困死深山老林。

　　到1933年初，琼崖各根据地先后被攻破，各级党组织和苏维埃政府遭到严重破坏，红军损失惨重，最少只剩下琼崖特委书记冯白驹带领的琼崖特委、琼苏政府机关和红军警卫连26人在母瑞山，以及分散各地的少量红军、党政干部坚持斗争，琼崖革命陷入空前艰苦的时期。

　　琼崖红军“反围剿”失败，一是因为敌我力量悬殊，敌军不仅人数上数倍于我，而且是装备精良的正规军，有空军配合，红军不仅人数少，且弹药匮乏，疲于连续作战。二是当时特委和红军对“反围剿”斗争的方针还不够明确，导致面对敌军大规模突袭时处于被动局面，指挥上也没有充分发挥人民游击战的优势，不善于在敌强我弱的时候避实就虚、分散游击，而是与敌打阵地战、消耗战，造成严重损失。三是全琼武装斗争发展不够平衡，特委工作偏重东部和中部地区，而西部和南部以及城镇工作薄弱，无法在外线牵制，导致敌军毫无顾忌地集中兵力向苏区进犯。

　　第二个重大不利因素，是党内“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干扰。

　　1928年4月，李立三在香港主持召开广东省委第一次扩大会议，要求琼崖特委夺取海口、攻占全岛、向广州发展。6月，广东省委派黄学增来琼崖改组特委，担任特委书记，认为特委机关在乐会四区“犹如瞎子聋人”，不能指导全琼工作，决定“一个月内将特委移去琼山”，原特委书记王文明改为负责琼崖苏维埃政权建设工作。同月，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提出党的总路线是“加紧日常工作，尤其是城市产业工人之中的工作。”为贯彻党的六大和广东省委精神，12月下旬，琼崖、南路(即雷州半岛)两个特委计划合并为南区特委，并决定将党团特委机关迁往海口、府城，把工作重点放在开展工运、兵运方面。

　　王文明对此持保留态度，认为在革命低潮时期到国民党琼崖统治中心区开展运动极为危险，因此在年底率领琼崖苏维埃政府直属机关和部分红军向母瑞山转移。

　　就在12月，南路特委在广州湾被敌破坏，包括特委书记黄平民在内的领导成员几乎全部被捕牺牲，因此琼崖、南路两个特委合并无法实现。但这并未引起琼崖特委的足够警醒，黄学增仍将特委机关迁入海口、府城，开展秘密活动。

　　1929年2月、7月，迁到国民党在琼崖统治中心海口市的特委机关，和在府城镇重建的特委机关，先后两次遭到严重破坏，黄学增、官天民等两任特委书记被捕牺牲，作为琼崖党组织、苏维埃政府、工农红军中枢的特委机关遂告瘫痪，琼崖革命一时群龙无首、万分危急。后来，王文明给广东省委的报告记载：“琼崖工作迭次受破坏，党的基础几乎完全塌台，各县虽有工作，但目前无法联系。”

　　最先获悉特委机关再遭破坏的时任澄迈县委书记冯白驹，一面将消息火速传递给其它县委，一面上母瑞山向琼崖苏维埃政府主席王文明禀报，建议召开各县代表联席会议，得到王文明的同意和支持。

　　就在琼崖特委得以重建、革命力量部分恢复时，1930年8月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再次影响到广东省委。广东省委两次向琼崖特委发出指示，命令特委夺取海口，配合省委夺取广州，要求琼崖特委在两个月内将红军扩大到两个师4.5万人、赤卫队10万人，3个月内吸收党员1万人。

　　这实际上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红军独立师尽管当时恢复迅速，但也才1800多人。因此，琼崖红军奉命夺取海口的先期作战计划一一失败，特委毅然决定放弃攻打敌军重兵把守的中心城市，继续深入农村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

　　1932年上旬，根据中央和省委指示，特委党团组织开展肃反运动，由于受王明“左”倾错误影响，错杀了省农运特派员杨树兴、红三团政委谢文川、万宁县委书记王波等一大批党政军干部。后来冯白驹回忆说：“肃反中的损失实在太惨了，党政军干部损失了一半。”但当时还来不及彻底总结教训，陈汉光重兵压境的“围剿”就已开始。

　　第三个重大不利因素，是革命意志不坚定者的叛变投敌。

　　在内外交困、时局动荡的战乱年代，早期参加革命的，难免鱼龙混杂，不乏投机主义者和意志薄弱者混入革命队伍。但他们的可耻叛变投敌，往往给本就十分艰难的革命斗争带来灾难性后果。

　　王昭夷，琼崖东南部黎族首领。1927年琼崖“四二二”反革命事变后，由其妹夫、琼崖一大代表、琼崖地委宣传部长陈垂斌介绍参加革命，任陵水县农民自卫军总指挥，不久后入党，任陵水县苏维埃政府委员。但他因王业熹当选苏维埃政府主席、而自己未当选，产生不满情绪，称病带领几十名战士回老家“休养”。1928年3月中旬公开叛变，与崖县反动县长王鸣亚勾结，在吊罗山七弓河边突袭红军，造成“七弓惨案”，杀害崖县县委书记李茂文、副书记张良栋及100多名红军战士。1932年，陈汉光“围剿”红军时，他被任命为陵水县剿共总指挥，带兵在陵水、万宁和黎族苗族地区“清剿”共产党。日军侵琼后，他又担任伪保亭县维持会长。

　　张梦安，早年从民团脱离，组织200多人打家劫舍。1928年2月接受改编，任中路工农红军副总指挥兼二营营长，5月被琼崖特委任命为反攻陵城总指挥，不久因蔡廷锴部诱降招安，于是开始动摇、率部投敌。

　　严鸿蛟，早期具有丰富的工人运动经验。1928年8月，琼崖特委书记黄学增到海口整顿党的组织时，片面强调工人运动，因此看中并任命严鸿蛟为海口市工委书记。仅仅半年后的1929年2月，严鸿蛟被国民党军警秘密逮捕后叛变，带领军警搜查特委机关和人员，导致党团特委委员陈大机、黄朝麟、郭秀等13名同志被捕牺牲。特委主要领导黄学增、官天民当时因到省城汇报工作幸免于难，但在随后重建特委时并不知道严鸿蛟已经叛变，因此严鸿蛟于7月再次带路包围特委机关，黄学增、官天民等均被捕牺牲。由于严鸿蛟熟悉党的工作方式，因此1931年继续带队抓获秘密来琼指导工作的广东省军委书记李硕勋。在严鸿蛟的大肆破坏下，海口市原有的26个党支部锐减到4个，原有的680个党员减少到30个。

　　陈骏业，早年在上海南方大学读书时入党，但因有投机倾向，其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思想被琼崖特委首任书记杨善集撰文批驳。1930年8月，全琼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母瑞山上召开，陈骏业当选为第二届琼崖苏维埃政府主席，1931年初因工作消极、毫无建树，被解除主席职务。后来在1932年陈汉光“围剿”、革命处于低谷时，陈骏业脱离队伍投降，在敌人看押期间写下“自白书”，国民党第一集团军警卫旅旅长陈汉光大为赞赏，题为《琼崖共首之自述》，并亲自作序、广为印发，以炫耀其“剿匪”之功。陈骏业背叛时，将琼崖党的组织系统、重要干部、党的策略、红军实力及分布、交通路线及联络点等重要军政情报悉数供出，给琼崖革命造成重大损失。

　　早期的琼崖革命波折频仍、危难重重，但革命之新生，犹如朝阳之喷薄，是任何人都不可能阻挡的。历经曲折、艰苦卓绝的琼崖革命斗争史，应当放在当时全党的曲折探索斗争史上来考量。这是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理想与激情、鲜血与战火之中从不成熟走向成熟的必经阶段。当时党中央也在曲折探索中前进，琼崖革命的挫折实际上是全党曲折斗争的一个缩影，而中央幸得有毛泽东对中国革命道路及斗争战略战术的深邃思考，海南幸得有王文明、冯白驹坚定信念、实事求是、前仆后继，两度保存革命火种。

　　二、母瑞山上的艰苦岁月

　　琼崖革命二十三年红旗不倒，关键是母瑞山的红旗不倒;母瑞山的红旗不倒，关键是1932年8月到1933年4月的红旗不倒，在最危险的时候保存了琼崖党政领导核心和骨干力量。

　　对琼崖革命而言，母瑞山是红色的山、英雄的山、海南的“井冈山”。

　　海口人民公园里的冯白驹将军塑像。(资料图)

　　算起来，琼崖革命领导力量总共是“四上四下母瑞山”。“一上”是1928年底王文明反对“城市中心论”，率琼苏政府直属机关和部分红军到母瑞山开辟新的根据地;“一下”是1930年夏秋之际三大机关迁出母瑞山到琼东四区根据地，更好指导全琼革命。“二上”是1932年8月上旬在国民党陈汉光残酷“围剿”下，三大机关等再上母瑞山;“二下”是遭遇敌军追击，三大机关被迫迁出母瑞山，转战到东安的乌榄港、合水湾的森林地带。“三上”是1932年8月中旬三大机关向三十六总岭方向突围失败，再度回撤母瑞山;“三下”是1933年1月下旬，冯白驹等26人向澄迈二区突围。“四上”是由于突围带路的红军炊事员李凤月被捕牺牲，冯白驹等25人连夜离开澄迈，重上母瑞山;“四下”是1933年4月，冯白驹带领幸存将士再度突围，经过三天三夜昼伏夜行，终于回到琼山县大山乡长泰村的家中。冯白驹的最后突围成功，琼崖革命形势将迎来柳暗花明、星火重光。

　　在两次敌军“围剿”、革命空前困难的危急时刻，母瑞山为什么能让王文明、冯白驹等琼崖革命主要领导青睐有加，以至于两度成功地保存了革命火种?

　　一是地势非常险要。母瑞山四周崇山峻岭、山高林密、易守难攻，有方圆百里的周旋余地。二是地理位置重要。处在定安、琼东、乐会三县交界处，属于“三不管”地带，敌人统治力量薄弱。这与井冈山有相似之处，井冈山也处在湖南鄏县和江西宁岗、遂川、永新四县之交，不过总面积达4000平方公里。母瑞山离原有根据地不远，进可攻退可守。三是群众基础较好。母瑞山腹地和周边有20多个村庄，主要聚居着黎、苗、汉3个民族1000多人。此前，地下党组织曾在这一带活动，宣传、发动、组织群众参加革命，因此当地群众大多支持革命。王文明自己也曾到1928年初迁到母瑞山的定安县委指导工作，对这里比较熟悉、心里有数，认为这里是实现琼东北工农武装割据的上乘之地。

　　在王文明时代里，母瑞山上是根据地如火如荼的建设时代。

　　1929年1月，企图“三个月消灭琼崖共产党”的敌军向母瑞山猛扑。被打退后，敌军就在山下进行封锁包围、移民并村、切断交通，企图将红军困死山中，根据地军民生活十分困难。为打破敌人经济封锁、解决600多人吃饭问题，王文明发动机关和部队开展生产自救运动，创办3个红军农场、进行开荒生产，恢复或新办军械厂、红军医院、红军剧团、供销合作社、粮食加工组、缝纫组等，相继建立母瑞山乡、大山乡苏维埃政府，以及定四、定八、定九区区委和区苏维埃政府，开展土地革命，群众更加拥护和支持红军，齐心把根据地建设得生机勃勃。

　　在根据地建设中，王文明、冯白驹深刻汲取“四二二”反革命事变教训，重视扩充红军力量，派员下山联络各地失散的红军并带上母瑞山。到1929年夏，红军从130人扩充到200人，并成立琼崖红军独立团，梁秉枢为团长、王文宇为副团长，到1930年时规模更加壮大，遂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二独立师，将士达1800人。这个阶段，特委已经开始十分注重对干部、战士的思想政治教育，于1929年冬创办琼崖红军军事政治学校，逐步把通过各种渠道参加红军的队伍统一改造淬炼成有信仰、有纪律、打胜仗、得民心的革命武装。

　　在冯白驹时代里，母瑞山上是倾尽所有保存火种的艰苦岁月。

　　在1932年8月陈汉光疯狂“围剿”中，母瑞山已经基本失去人类生存的条件。但冯白驹和红军将士们必须生活下去，所以饥饿就成为最大的敌人，绝大多数红军将士都是饿死病死的。

　　仅存的粮食、番薯很快被吃完，男女同志们一个个骨瘦如柴、身形干瘪、尖嘴猴腮、眼凹颧突、满身虱子、长发如草、眼布血丝，不少人都患了水肿病。冯白驹后来突围回到琼山老家时，连她的母亲都一时认不出他。在饥寒交迫之中，曾有战士建议打野兽充饥，冯白驹不同意，因为要节约子弹，且枪声会暴露行踪，最后讨论的结果是主要找野菜充饥。

　　于是除了躲避敌人搜山外，战士们的日常工作，一是分头到山上找野菜，凡是叶软无毒无异味的都采来，煮成野菜汤;二是去山沟小溪里摸小鱼、捞青苔、采浮萍;三是年轻战士掏鸟窝、找鸟蛋、采蘑菇、摘木耳、掘竹笋、割野葡萄、砍芭蕉心。

　　在找野菜过程中，战士们发现一种茎软叶嫩、味道香甜的野菜，山上生长比较普遍，所以天天采、顿顿吃，但谁都不知道它叫什么名字。有战士提议：“等将来革命胜利了，一定要把它采集到博物馆里，给子孙后代看一看。”冯白驹说：“这种野菜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帮助了我们，支持了我们，让我们能在深山密林里把革命坚持下去，所以就叫‘革命菜’吧!”

　　实际上，“革命菜”本名假茼蒿，半尺多高，形若菠菜，可惜性寒不宜多吃。所以吃的时间一长，有人拉肚子，有人打摆子，有人患夜盲症，女战士则个个患了月经病、苦不堪言。

　　相比于饥饿，蚊子、蚂蟥、蚂蚁、毒蛇的威胁就都是小事。夏秋季的海南台风多发，台风一来，飞沙走石、树木折断、暴雨倾盆，被子、衣服全部淋湿，临时搭建的只能遮阳、不能挡雨的茅草屋也被刮飞，顿时既没有野菜可找，也无法生火取暖，战士们只好躲在石崖下、山洞中，一个个如同落汤鸡瑟瑟发抖，挨过两三天风雨过后，才能重新搭建茅草棚。

　　后来几经辗转，连衣服、被子也没有了，就用树皮制作勉强遮羞的“百花衣”，用芭蕉叶烤热了当作被子。所以，在最艰苦的岁月里，红军将士们的标配除了手中枪，就是百花衣、芭蕉被、革命菜这“三件套”。

　　渡海部队和琼崖纵队战士，在椰子树下庆祝胜利。资料图

　　说母瑞山是英雄的山，不仅是因为在土地革命时期两度保存了琼崖革命火种，也是因为在23年琼崖革命斗争史上始终发挥着重要作用。比如1942年日军围困时，中央派来的长征干部、琼崖抗日独立总队副总队长庄田就在母瑞山转战，同样经历了吃野菜充饥、采草药治病的艰苦时光，最后英勇作战、赢得抗战胜利。

　　在艺术家作品里，母瑞山上是琼崖革命乐观精神的最好诠释。

　　著名雕塑家潘鹤的名作《艰苦岁月》就取材于母瑞山。上个世纪50年代，为筹备建军30周年美术展，潘鹤到海南采访时，为红军将士在母瑞山上8个多月艰苦卓绝的斗争和愈挫愈奋的乐观所深深打动，于是创作了《艰苦岁月》。作品中老红军的脸庞取材于琼崖特委书记冯白驹的脸型，手中的笛子取材于琼苏政府秘书长王业熹的故事。

　　在母瑞山时期，冯白驹先后派出4批同志下山了解情况、寻找支持，但都杳无音讯。最后山上只剩下26人，分别是特委书记冯白驹、琼苏政府主席符明经、琼苏政府秘书长王业熹、红军庶务长刘天佑等干部4人，神枪手林天贵、林天德、林茂松等红军战士20人，还有冯白驹妻子王惠周、红军炊事员李凤月等女同志2人。在8个月期间，冯白驹是这26人中从未生病的，这可能就与他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有关。

　　由于红军反“围剿”失败，根据地遭到大肆摧残，因此部分战士和干部心情沉重、信心不强。冯白驹总是鼓励大家：“革命的道路是曲折的，但前途是光明的，只要我们坚定信心、坚持到底，就一定能够取得胜利。”冯白驹带头唱琼剧、唱革命歌曲、讲革命故事，组织开展学习、提高思想觉悟、鼓舞革命斗志。冯白驹在给大家讲《西游记》中的故事时说：“敌人把我们关进了母瑞山这座炼丹炉，我们就都要像孙大圣一样，练就钢筋铁骨、火眼金睛，获得更大神通，冲破这座炼丹炉。”

　　在彻底断粮时，王业熹说：“母瑞山这么多树叶野草，比鲁滨逊的荒岛条件要好。”《鲁滨逊漂流记》最早于1902年译介到中国，王业熹早年曾在新加坡当小学教员，后在上海远东商业专科学校求学，因而接触到这一文学作品。可见《西游记》《鲁宾逊漂流记》等文学作品对革命者的乐观精神形成也有重要影响。

　　琼崖革命二十三年红旗不倒，关键是母瑞山的红旗不倒;母瑞山的红旗不倒，关键是1932年8月到1933年4月的红旗不倒，在最危险的时候保存了琼崖党政领导核心和骨干力量。

　　所以，母瑞山艰苦卓绝的斗争，在琼崖坚持孤岛奋战、“二十三年红旗不倒”的战斗历程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如果这个时候没有坚持住，琼崖革命的前途不堪设想。在琼崖革命处于最危险的时候，英雄的母瑞山敞开胸怀，使革命的火种不灭、红旗不倒、武装斗争不止。母瑞山艰苦斗争的经历，极富传奇色彩，它是琼崖革命孤岛奋战、艰苦卓绝的集中缩影，是中国革命理想主义、英雄主义的生动教材，是共产党人崇高理想、坚强意志的充分彰显。

　　三、革命军民的悲壮底色

　　没有信仰的队伍必是乌合之众，不愿牺牲的选择必定难经考验。琼崖革命的悲壮底色和精神标高，就是由千千万万始于忠诚信义、终于忠诚信仰的革命军民的刚烈选择造就的。

　　由于琼州海峡天堑阻隔，海南岛自古孤悬海外、积贫积弱，经济社会发展十分滞后。在革命斗争中，每当面对国民党反动派、日伪顽等重兵“围剿”“扫荡”甚至互相勾结时，海岛斗争的战略回旋余地较小、可利用资源较少，且差不多一半时间与上级组织失去联系，因此琼崖革命从一开始就注定极为艰苦，面临的环境极为恶劣。

　　战士们在雷州半岛海边建起临时住的草棚。资料图

　　琼崖人民的秉性是朴实无华、信义为先的。因此革命队伍中虽也出现过像陈骏业、严鸿蛟、王昭夷、张梦安等这样的不少叛徒，但参加革命的绝大多数琼崖军民是极为刚烈坚贞、言出必行的，他们往往视死如归、捐躯赴难，面对酷刑和利诱，决然选择了奔赴死亡、杀身成仁，绝不辜负自己的铿锵誓言、人生信仰。

　　1926年6月，琼崖一大在海口市竹林村邱宅召开。参加会议的代表有12名，分别是王文明、罗文淹、冯平、许侠夫、周逸、何德裕、李爱春、黄昌炜、陈三华(女)、陈垂斌、罗汉和广东区委特派员杨善集。在当时文盲率高达95%的琼崖，12名参会者当中有大学学历的11人、有海外留学经历的4人，平均年龄只有26岁。更难得的是，这12人当中只有1人活到全国解放，绝大多数都经历了忠诚与背叛、信仰与名利的重重考验，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没有一个人背叛革命事业，没有一个人违背入党誓言。

　　1932年8月，陈汉光率敌军主力1600人、以5倍兵力进攻和追击琼崖特委、琼苏政府、红军师部、军政学校学员、红一团、女子军特务连等革命武装。当红军转向母瑞山、撤到马鞍岭时，与敌军遭遇。女子军特务连和红一营留下阻击，激战三天三夜，死死拖住敌军。完成阻击任务后，女子军特务连第二班班长梁居梅等8名战士主动请战，留下掩护其他参加阻击战的战士们撤退，他们分成两三人一组，利用大树、巨石的掩护穿梭游击，拼力阻敌前进，不久弹药耗尽，只得近身肉搏。当天夜里，连长冯增敏带一个班战士增援，来到马鞍岭时，发现8名尚未为人妻、为人母的女战士已经全部壮烈牺牲。

　　同样是在1932年秋，陈汉光率部“围剿”并攻占母瑞山革命根据地后，将红军的草房、衣物、粮食、农场全部毁坏，被紧追不舍的琼崖特委、琼苏政府、红军师部三大机关相继撤离。来不及转移的红军18名伤病员，就在母瑞山滑沟和青龙潭一带周旋作战、据险阻击，直至弹尽粮绝、精疲力竭、陷入绝境。他们没有一个人想要投降，于是一起走到10多米高的悬崖边，携带枪支纵身跳下、坠入深潭。国民党军追至崖上，朝潭中开枪射击和投手榴弹，战士们无一幸存，鲜血染红了潭水。后来村民发现此事，就将“青龙潭”改称“红军潭”。

　　同时期牺牲的，还有母瑞山中的棺材沟200名红军战士和伤病员，在敌军迁村移民、重重围困、轮番进攻下，没有一个人叛逃偷生，先后饿死在母瑞山丛林中、榕树下、河沟边。军械厂的50多名技工和战士，也都全部饿死当场，没有一个人脱离队伍向敌军投降乞食。远在六连岭的20多名红军战士和群众，被民党军围困山洞、威逼投降，他们点燃炸药与进洞敌人同归于尽，这个山洞也被后人称为“红军洞”。

　　1932年10月底，国民党军队“围剿”琼崖主要根据地后，转向陵崖地区，陵崖县委书记王克礼牺牲。连长王贻超等12名红军战士被捕，押解到陵水县城、逐个过筛，经历了种种酷刑以及签名自首、取保释放、赏钱赏物、封官许愿等考验，始终没有一个人投降，最后被恼羞成怒的敌军集体枪杀。

　　后来在抗日战争的日敌“蚕食”期间，琼山、文昌两县的区乡级干部，在短短几个月牺牲400多名，也没有一个出卖革命、叛敌投降。

　　青山有幸埋忠骨，红棉无声见精神。

　　没有信仰的队伍必是乌合之众，不愿牺牲的选择必定难经考验。琼崖革命的悲壮底色和精神标高，就是由这样千千万万始于忠诚信义、终于忠诚信仰的革命军民的刚烈选择造就的。他们是真正可敬、可爱、可亲的人。

　　那些牺牲的共产党人，他们没有一个看到革命胜利的曙光升起，他们每一个人都为夺取胜利而舍生忘死。昨天的他们向死而生、坚信胜利，正如今天的我们敬畏历史、尊崇英雄。那些牺牲的革命军民，绝大多数年纪轻轻，很多人也没有姓名记载，这是战火纷飞年代里不可避免的遗憾。但他们血染的猎猎红旗已然飘向千山万水，他们创造的不朽功绩必将与世长存，他们期望的太平盛世也将与日同光。

　　四、红旗不倒的历史真谛

　　为什么琼崖党政军民能在只有近300万人口、3.4万多平方公里的孤岛上，一开始就不得不远离党中央、主力部队，几乎一半时间与党中央、上级组织失去联系，却能长期坚持武装斗争、红旗不倒呢?琼崖革命虽是孤岛奋战，但孤岛并不孤立。

　　参加解放海南岛的高炮部队奉命向徐闻以南海岸、海安港、三塘港进驻。陈耿翻拍自《海南解放档案文献图集》

　　孤岛奋战、艰苦卓绝、二十三年红旗不倒——这是琼崖特委首任书记杨善集在苏联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的同学、新中国元帅聂荣臻对琼崖革命的评语。周恩来曾指出：“海南斗争，坚持二十三年红旗不倒，这是很大的成绩。”“从大革命起，……两面不倒的大旗，一是陕北，一是海南，对我们国家民族贡献很大。”创造陕北红旗不倒功绩的习仲勋，对海南红旗不倒也深表敬意，曾说：“冯白驹同志为创建琼崖革命武装和革命根据地所建树的功勋永垂青史。”

　　琼崖革命23年，最艰难的是从1927年到1937年这10年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主要是当时琼崖党组织尚不成熟、红军力量尚且弱小，敌我力量对比极为悬殊。这10年间，琼崖革命经历了两次高潮、两次低潮，斗争艰苦曲折，但从来不曾间断，红旗始终不倒。归纳起来，它的特点有三：

　　一是在道路上，选择农村包围城市。正是深刻总结1927年9月全琼武装总暴动、第一次“反围剿”失败、1400人红军只剩下130多人的惨痛教训，特委贯彻“八七”会议精神，把党的斗争重心转向农村，王文明率红军上母瑞山建立根据地，才迎来第一次革命高潮。正是深刻总结1929年2月和7月特委机关遭严重破坏、全琼革命失去统一领导的惨痛教训，王文明、冯白驹重建特委机构，发展大力发展农村革命根据地、开展土地革命、发展壮大红军，才迎来第二次革命高潮。

　　十五兵团司令员邓华对渡海作战作战略部署。资料图

　　二是在战术上，选择运用游击战争。“围剿”与反“围剿”是土地革命战争的主要形式，在敌强我弱、孤岛奋战的情况下，敌人反复“围剿”，如何斗争才能取得胜利?制胜之举就是游击战。人民游击战是毛泽东同志将马列主义、中国历史、革命现实紧密结合起来的伟大创造。井冈山的斗争经验深刻地影响了母瑞山的斗争实践，在1930年至1931年第二次土地革命高潮时期，琼崖红军就是以农村为根据地，依靠人民群众，开展游击战争，不断取得胜利，红军队伍从130多人又发展到1800人左右。但在1932年第二次反“围剿”中，由于受王明“左”倾错误影响，面对强敌采取消极防御、打消耗战，最终损失惨重、红军独立师解体。

　　1933年4月，冯白驹从母瑞山突围后，深刻理解当时中国革命斗争形势和游击战术精髓，认识到没有人民群众的支持、保护、参与，游击战争是不可能长期坚持的，并于1936年5月成立琼崖红军游击司令部，逐步打开新的局面。后来在抗日战争时期，琼崖部队再也没有犯过颠覆性错误，加之中央先后派长征干部庄田、李振亚、覃威来琼崖分别担任副总队长、参谋长、作战科长，带来军械、机要和电台工作人员，以及八路军的好作风、好经验、好战法，在美合事变中奋起还击、顺利突围，在斗门战斗中击毙国民党琼崖守备副司令李春农，在大水战斗中围点打援、五天四夜重创敌军等，都可见琼崖军队的作战水平有了质的提升。

　　三是在实践上，选择实事求是斗争。中国大地千差万别，一切斗争的胜利经验和失败教训都是在实践中产生的。琼崖土地革命的两次重大挫折，客观上有当时中央和广东省委的“左”倾错误指导，主观上是琼崖党组织还没有根据本地实际开展工作，而是对上级指示盲目套用。琼崖党组织边总结教训、边坚持斗争，1932年到1936年与中央和广东省委失去联系的4年斗争中，特委仍能按照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央正确路线，并结合琼崖革命实际，紧紧依靠群众开展斗争，处理了一系列重大复杂问题，保存了党、政、军骨干力量，重新开启新的局面。

　　当然，“四上四下母瑞山”“五起五落红旗展”的光辉范例不只是这10年，而是23年一个整体。为什么琼崖党政军民能在只有近300万人口、3.4万多平方公里的孤岛上，远离党中央和主力部队，几乎一半时间与党中央、上级组织失去联系，却能长期坚持武装斗争、红旗不倒呢?原因值得深刻总结。概括起来，也主要有三：

　　一是有党中央的正确领导。

　　琼崖革命虽是孤岛奋战，但孤岛并不孤立。对它的支持来自四面八方，最核心的就来自党中央。

　　早在1930年2月，冯白驹到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工作时，周恩来就指出：“你们琼崖党抓住红军、抓住农村革命根据地、抓住苏维埃政权这三件大事很好。今后只要紧紧依靠群众，高举武装斗争的旗帜，坚持斗争一定能够取得胜利。”这对刚刚经历革命低谷的琼崖党组织而言，如久旱甘霖，是巨大鼓舞。即便在与中央失去联系的年代，琼崖党组织也通过阅读中央公开发表文件、华侨带回报纸、国民党发行报纸等办法，直接或间接地掌握中央动态、学习中央精神。

　　在抗战时期，毛泽东多次对琼崖革命作出重要指示，并就冯白驹的具体工作安排说：“冯白驹同志在海南搞得那么久，情况熟悉，和群众关系密切，琼崖特委书记和独立总队的总队长，还是冯白驹同志担任好。”“军事委员会由冯同志负责好否?如好也这样做。”1940年，毛泽东亲自与赴延安开会的时任琼崖特委书记林李明谈话，使其回琼后改任特委副书记，配合冯白驹工作。毛泽东还希望冯白驹抽时间多学习，并亲自拟定书目给他。

　　在国民党掀起反共高潮、制造美合事变前夕，和抗战胜利后蓄意挑起内战前夕，毛泽东、周恩来曾分别发电给琼崖特委，指示作战部署。1946年秋，中央南方局和广东区委两次指示琼崖纵队撤出海南，先是北撤烟台，后是南撤越南。琼崖特委认为“北撤”“南撤”的指示均是错误的、危险的，这不但关系琼崖革命生死，也关系全国解放大局，于是请示中央和毛泽东。毛泽东很快回电：“冯白驹同志，电悉，你们意见很对。你们应当坚决斗争、扩大军队、扩大解放区，要学会集中主力打运动战，争取每次歼灭敌人一营一团，同时要发展民兵、游击队配合主力作战。你们应以占领整个琼崖为目标，将来再向南路发展。”

　　毛泽东在关键时刻肯定冯白驹意见，使得琼崖革命斗争化险为夷。实际上，占领全琼、发展南路的指示，1928年、1930年时李立三也曾作出，只不过那时敌我力量极为悬殊，根本无法完成，而在1946年琼崖纵队坚持斗争、发展壮大时，则成为可以实现的合理目标。1949年冬，毛泽东命令四野准备渡海作战时，就指出：“海南岛与金门岛情况不同的地方，是有冯白驹的配合……”可见毛泽东的肯定和冯白驹的坚持，都富于战略远见。

　　此外，在不同时期，党中央和上级组织也给予琼崖革命以人力、物力上的大力支持。在大革命时期，中央和广东省委派杨善集、王文明、冯平、许侠夫、罗学兴、雷永铨、陈永芹、符节等同志来琼崖;土地革命时期，又派李硕勋、杨殷、徐成章、李源、黄雍、黄学增、邓发等到琼崖;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党中央、南方局和广东省委派林李明、陈健、黄康、何浚和长征干部庄田、李振亚、覃威等来琼崖，先后送来6部电台及相应技术干部。这些援琼干部，大多数都牺牲在琼崖这片土地。可以说，没有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和大力支持，琼崖革命是无法取得最后胜利的。

　　二是有革命队伍的艰苦奋战。

　　王文明、冯白驹等琼崖革命主要领导，都是在残酷考验中磨炼成长，在实践斗争中把握方向，最大的特点就是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坚定信念、琼崖实际这三者很好地结合起来，每逢历史转折关头，基本都能做到头脑清醒、实事求是。这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最核心、最突出的政治品质。

　　王文明出生于1894年，30岁时考入上海大学社会学系，聆听瞿秋白、邓中夏的教诲。1925年受组织委派，到有“铁军”之称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驻广州)政治部主持工作，并随军南征。1926年1月，第四军第十二师在师长张发奎、党代表王文明的率领下，攻占海口、府城，摧毁了反动军阀邓本殷的黑暗统治。随后，王文明奉命离开军队，在琼崖开展宣传活动和筹建党组织工作，1926年6月，主持召开中共琼崖一大，当选为琼崖地委书记，后接任琼崖特委书记。在反对不切实际的“城市中心论”后，他率部开辟母瑞山革命根据地，创造了琼崖山区根据地建设的一整套理论和实践典范，第一次成功保存了革命火种。王文明因长期操劳、患上肺炎，但在革命危急关头，仍抱病主持内洞山会议，并嘱咐冯白驹主持工作。

　　接过红旗的冯白驹比王文明小9岁，也曾在上海读大学。 “四二二”反革命事变后不久的1927年6月任琼山县委书记，在1927年9月初琼崖特委决定开展“九月暴动”后，冯白驹率先响应。1929年8月，在最先获悉特委机关遭严重破坏的危急关头，他立即奔赴母瑞山向王文明汇报，并积极通知、联络各县委召开联席会议，协助王文明重建特委。

　　历史的发展演进自有其必然规律，但杰出人物在重大关头对历史的推动作用也绝不可小觑。

　　琼崖纵队第一总队接应40军登陆先锋营在白马井一带海岸登陆。图为他们胜利会师的情景。(左一渡海先锋营教导员张仲先，左二琼纵侦查科长郭壮强，左四琼纵西线指挥陈求光，右二352团团长罗绍福)

　　担任特委书记后的冯白驹，经历了国民党陈汉光部“围剿”下的母瑞山最艰苦岁月、抗战时期日军“扫荡”和国民党军的“联合进攻”的双重夹击、国共内战时期的疯狂“围剿”，但他始终保持实事求是工作作风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对各路干部坚持五湖四海，与红军战士保持同甘共苦，和革命群众始终血火与共。从临危受命接过革命红旗，到组建红军独立师和蜚声中外的红色娘子军;从“四上四下母瑞山”，到打响潭口琼崖抗日第一枪;从云龙改编促成琼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到熟练运用游击战术抗击日寇和国民党军的联合进攻;从反对“南撤”“北撤”，到里应外合、全力配合渡海作战，可以说几乎每一次事关琼崖革命前途命运的重大关头，冯白驹的思虑和部署基本都能做到审慎、周密、实事求是。琼崖革命队伍不但没有在多重残酷“剿杀”中消失，反而愈挫愈奋、愈斗愈强，从冯白驹所带队伍在母瑞山上最少只剩26人，面临敌军重围、几无立锥之地，到渡海解放作战前夕琼崖纵队发展壮大到1.6万人、解放区面积和人口均达到全岛2/3，星火燎原的现实，足以告慰无数牺牲的英魂。

　　所以，冯白驹等琼崖革命军民的艰苦斗争得到党中央的充分肯定，冯白驹被周恩来赞誉为“琼崖人民的一面旗帜”也是当之无愧的。

　　三是有全琼人民的热情拥护。

　　在长期残酷斗争中，冯白驹曾总结说：“山不藏人人藏人。”他的思想感情、生活习惯都同群众心连心，注重细致入微地体察群众的酸甜苦辣，因此不少群众与他一面交谈就历久难忘。在战争年代，他虽为琼崖党政军的最高领导，但生活就像普通战士一样，列队围地而蹲、吃大锅饭，过着官兵一致的生活。在他的带领下，琼崖干部和队伍每到一处，都首先注重把群众发动起来，牢记周恩来的叮嘱“今后只要紧紧依靠群众，高举武装斗争的旗帜，坚持斗争一定能够取得胜利”，坚信只要有群众就有力量。

　　支援前线与后方保障。（资料图）

　　事实也如其所愿，琼崖革命总能星火不灭、越战越强，就是因为这支革命队伍始终深深植根于人民大众，与人民群众血水相融，因而只要有人民的地方，就有革命，只要有革命的地方，也必有人民。比如游击战的真谛在于植根人民，如果没有人民的支持和掩护，琼崖游击战根本无法有效开展，否则只能是游而不击、击则反伤。比如1941年底，在琼山县大水村打退国民党琼崖当局反共高潮的战斗，激战几个昼夜，到前线战地支援的群众就有1万多人，都是自发支持独立队打击消极抗日、积极卖国、顽固反共的国民党琼崖当局。比如为支援渡海解放大军，广东沿海渔民短时间就献出了上千艘木帆船，动员了几千名船工水手，听候大军调用。

　　在23年斗争中，琼崖人民与党同生死、共患难，付出了巨大牺牲。在十年土地革命时期，国民党反动派大肆制造“无人区”，在抗日战争时期，日军实行“三光”政策，多少村庄被夷为平地，多人革命家属和红军妻女被奸淫、出卖、活埋，但他们并没有屈服。云四婆、简锦婆等无数的堡垒户、老屋主更是冒着生命危险，以各种方式掩护革命者。

　　白沙民族博物馆收藏的琼崖革命战士用过的子弹袋。海南日报记者 李天平 摄

　　在全民抗日的大局当前，黎族首领王国兴不堪忍受国民党反动派的倒行逆施、野蛮欺压，愤而举行白沙起义，之后又三次主动寻找共产党参加革命队伍，为我党建立五指山革命根据地立下汗马功劳。

　　海南是著名侨乡。“流寓远方、不忘琼土”的海南华侨，不但以空前的热情捐款捐物支持琼崖抗日，277名热血青年还分批组成琼侨回乡服务团，唱着“我们是保乡的战士，我们是卫国的先锋，琼崖已到危险关头，快起来为家乡奋斗”的雄壮歌声，穿越重重封锁、回到家乡、喋血家园，同琼崖抗日军民一起英勇奋战，用血汗和生命谱写了爱国主义的壮丽诗篇。

　　琼崖革命还有一个常常被人忽视的鲜明特点，就是妇女支持和参加革命的积极性非常高。1931年底，在群众参加苏区各种革命组织的3.3万总人数中，妇女占30%。这一比例，即使在世界革命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

　　祝希娟在电影《红色娘子军》中的经典形象。

　　“战士的责任重，妇女的冤仇深，古有花木兰替父去从军，今有娘子军扛枪为人民。”一首激越的红色娘子军连歌，就是这140多名英雄女儿一生的悲壮写照。红色娘子军成立时的全称，是中国工农红军第二独立师第三团女子军特务连，后随着形势发展扩建为第一团女子军特务连第一连和第三团女子军特务连第二连。这是一支由深受压迫剥削、富于反抗精神、能够吃苦耐劳的穷苦人家女儿组成，并接受党的领导和训练后，成为组织完整、纪律严明、斗争英勇的妇女武装。她们在1931年6月沙帽岭战斗中一战成名、扬威全琼，歼敌100多人、俘虏70多人、缴获枪弹无算、活捉乐万地区国民党“剿共”总指挥陈贵苑，而娘子军战士则无一伤亡。冯白驹由衷称赞她们“作战勇敢，有一次娘子军配合主力作战打败敌军，以连为单位计算缴获，娘子军还占第一位。”红色娘子军尽管只存在了1年多时间，但它无可争议地成为了世界妇女争取解放斗争的光辉典范。

　　五、新征程上的精神传承

　　建设全国唯一的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是海南人民崭新的历史征程。我们必须善于从二十三年红旗不倒的琼崖革命光辉历史中汲取精神养分、斗争智慧、前进动力。

　　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是每个共产党员的人生必修课。琼崖革命二十三年红旗不倒的英雄历史，对今日海南而言，最重要的一条启示就是无论前进的路上多么任重道远，只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树立远大理想、坚定心中信仰，就一定可以取得胜利。

　　43军128师383团一营渡海先锋营锦旗，现藏于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资料图)

　　在去年“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七一”专题党课中，省委书记刘赐贵深刻指出，革命理想高于天，中国共产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我们党诞生于苦难深重、民族危亡的旧中国，之所以能历经风雨沧桑、把握历史规律、不畏浮云遮眼、不断夺取胜利，原因就在于我们党始终坚守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并为之矢志不渝奋斗。共产主义理想不是虚无缥缈的，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充分发展和高度发达的基础上才能实现。所以我们党提出“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作出到本世纪中叶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安排。

　　海南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建省办经济特区30多年来取得辉煌成就，即将与全国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当前和下一个30年我们正按照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的决策部署，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加快建设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力争率先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成经济繁荣、社会文明、生态宜居、人民幸福的美好新海南。我们一定要有这样的雄心壮志，为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和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作出应有贡献。

　　理想因远大而为理想，信念因执着而为信念。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到中共一大会址、嘉兴红船、井冈山、于都、遵义、延安、西柏坡等地深情追忆党的奋斗历程，就是要告诫全党走得再远也不能忘记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全省党员干部，大多去过中共琼崖一大会址和母瑞山实地参观考察，让人感慨万千的是：因为远方有理想、心中有信仰、肩上有使命，参加琼崖一大的11位代表没有一人叛变，只有一人活到中国解放，冯白驹带领队伍在母瑞山艰苦卓绝转战时最少只剩25人，星星之火也没有熄灭，最终成就二十三年红旗不倒的英雄传奇。

　　我们习以为常的生活，曾是先辈梦寐以求的理想。我们凝心聚力的奋斗，也将是后代幸福生活的荣光。

　　所以，今天我们再也不用经历枪林弹雨，但更应该大力弘扬二十三年红旗不倒的革命精神和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埋头苦干的特区精神，接续努力奋斗，到本世纪中叶早日建成习近平总书记为我们描绘的美好新海南宏伟蓝图，率先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坚持党的领导、做到实事求是、始终依靠人民、不忘艰苦奋斗，就是琼崖革命的宝贵经验。当前，海南的最大实际就是全力以赴加快建设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这是习近平总书记立足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大局和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这是海南人民崭新的历史征程。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把建设全国唯一的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的重大历史使命赋予了英雄的海南人，赋予了我们这一代人，我们必须善于从二十三年红旗不倒的琼崖革命光辉历史中汲取精神养分、斗争智慧、前进动力。

　　一是要像琼崖革命先辈一样始终坚持党的领导。牢牢把握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的“中国特色”内涵，深刻认识争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动范例的本质是走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走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坚持党的领导，自觉站在党和国家大局上想问题、办事情，而不是拘泥于一省、一县、一领域谋事干事，只有这样才能确保自由贸易港建设的正确方向、实现最后胜利。

　　二是要像琼崖革命先辈一样始终做到实事求是。在建设自由贸易港过程中既对标当今世界最高水平的开放形态，又做到分步骤、分阶段稳步推进，不能超越实际、急于求成，也不能等待观望、无所作为，而是要心有定力、蹄疾步稳、行稳致远，做到急不得也慢不得、干一件就成一件。

　　三是要像琼崖革命先辈一样始终做到依靠人民。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于自由贸易港建设的全过程、各方面，敏锐感知群众疾苦，做到与民同甘共苦，解决重大民生问题，广泛动员全省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各行各业参加“我为加快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作贡献”活动，实现事业共建、社会共治、成果共享，努力建设好经济繁荣、社会文明、生态宜居、人民幸福的美好新海南。

　　四是要像琼崖革命先辈一样始终做到艰苦奋斗。“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艰难困苦，玉汝于成”，这些格言为我们党坚定继承。实现幸福生活，只能靠艰苦奋斗。海南是在相对落后的基础上建设开放水平最高的自由贸易港的，因此难度可想而知，绝非敲锣打鼓、轻轻松松可以成功，必须把艰苦奋斗作为永远课题、自觉选择、坚定实践，才能够不负党的嘱托、承担历史重任、遂行历史使命。

　　如画河山永不老，再兴伟业正当时。

　　而这，也就是我们对琼崖革命历史的最好纪念、对琼崖革命先辈的最好告慰、对琼崖革命精神的最好传承。

责任编辑：王思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