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文体

　　五指山市是2001年由通什市改名而来，“通什”为黎语，意为“肥沃的河谷”。它位于海南岛中南部腹地，东南邻保亭县，西接乐东县，北连白沙县和琼中县，是海南省中部少数民族的聚居地，少数民族占人口总数约66%。五指山是黎、苗族传统文化歌舞及工艺品创作和表演的主要基地，也是海南省每年“三月三”黎、苗民族传统节日庆典的主要场所。2012年3月，我与同事来到此地做节日民俗调查。

　　三月三是汉族和多个少数民族的传统节日，对于海南的苗族和黎族来说，尤为重要。按照本地人的说法，在当地黎族看来，甚至比过春节还重要。汉族的三月三是水边饮宴、郊外游春的日子，如杜甫所云“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而就黎、苗、壮等族而言，更多带有祭祀、祈祝和婚媾的意味，黎族的民歌就唱道：“想要戴镯头，先得伸出手；想听情妹歌，三月坡上走”。 黎族的文化遗产以黎锦最为知名 ，海南的民族研究所就设立在五指山市，其工作的主要内容就是研究、传承、开发黎锦，至于其他的口头及非物质文化遗产倒并不是特别在意，原因当然涉及到多方面，不过最主要的可能还是因为可资开发的经济潜能较低。

　　海南省有打造国际旅游岛的定位，而“三月三”因为和旅游业民俗风情展示的天然关联，所以颇受重视，各市镇政府部门都竭力想把“三月三”打造成文化品牌，以便在“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大潮中开发利用。因为政府有意识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开发依托旅游产业，所以显示出“杂糅”的特色——即杂取民间各种民族传统文化的元素，根据现代文化产业发展的需要进行创编，将它们融合在集中性的、利于展示和表演的场景和舞台形式。与带有明确的“建构”色彩和文化创意的商业目的不同；同更具有典范性质的官方保护意味也有差别；五指山市以“三月三”为中心辐射开来的各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可以说介于二者之间：它是政府指导、民众参与，传统文化为支撑、现代旅游业为目的，目前尚处于方兴未艾的发展阶段，其可持续性、社会效应、经济利益和文化后果，还需要一些时日才能观察地更为清楚。临近的陵水、三亚等市同时在3月24日这一天举办庆祝“三月三”的活动，五指山市只是一个较小的分会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既不再具有先民神圣祭祀的意味，也没有底层民众自娱自乐的意味，或者说即便还包含着这样的内涵，但是无疑羼杂了更多现代创意产业的印记——无论从形式到内容，它都已经变化了。

　　汉武帝元封元年（公元前110）海南岛设立珠崖、儋耳两郡，此后不断有汉人和百越人迁入。唐宋时期，海南岛州县设置数量加多，外来文人贬官带来大陆书院文化，宋代就已经有黎族子弟入县学读书。明实行土官土舍制度，到清道光年间，《琼州府志》记载，海南已经是“黎人归化既久，与齐民等”。而在这样的历史变迁中，五指山一带因为地理位置等因素却属于主流文化鞭长莫及之处。

　　周秦时期，黎族先民在古籍中称“雕题”、“儋耳”、“离耳”、“穿胸国”或“贯胸国”，汉以后也有称为“骆越”、“俚”、“僚”等，唐时出现了“黎”。五指山地区居住的黎族在明清文献中被称为“生黎”、“生岐”、“乾脚黎”、“遐黎”等 ，与受大陆文化影响较深的“熟黎”相对，由于地处山区腹地，与外界交流不畅，直到20世纪50年代，在保亭、琼中、乐东交界之地，尚保留着父系原始社会公耕性质的“合亩制”。 合亩制不受州县管辖，不供赋役，保持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生产关系以公有制为主，以刀耕火种的农业生产为主，采集狩猎为辅。 不过，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六十余年给此地造成的变化超过了以往两千年的影响，现代性以加速度改变了本地的政治社会文化生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作为一种挽留地方性传统的努力，其实也参与到文化变迁的合力之中。数日的考察，倒确实让人在文化传统的价值认知上看到了转型的隐秘信息。

　　《鹿回头》是黎族很著名的一个传说，相传很久以前，黎族青年猎手阿勇手持弓箭，在搜山打猎。突然间，只见一只坡鹿从树林中跑出。坡鹿被黎族视为吉祥之物，谁能猎获它谁就得到幸福。青年猎手穷追不舍，从五指山一路追赶几天几夜。翻过了九十九座山，追到了天涯海角。前面茫茫大海，无路可走，猎手举起弓箭，坡鹿回头向阿勇深情一瞥。瞬间火光一闪，烟雾腾空，坡鹿变成了一位美丽的姑娘，含情脉脉地迎上前来向他表示爱慕之心。后来，猎手和她结为恩爱夫妻 。

　　这个故事向来同壮族的“刘三姐”、白族的“阿诗玛”一样被视为少数民族的经典爱情传说。不过，如果从文化的角度加以细绎，则可以看到陆地文化与海洋文化的差异。猎手显然是渔猎民族常见的形象，而鹿则是陆地文化的生物。我们如果将目前收集整理的黎族民间故事综合起来看，有关海洋捕鱼的题材很少。而坡鹿跑到陆地的边界“回头”的经典意象——这个意象如今被定格为雕塑，树立在三亚鹿回头公园里——更是在换喻的角度印证了黎族文化是陆地文化的根源。“鹿回头”的传说从侧面证实了即便是海岛世居多年的民族也深受大陆文化的影响，海洋文化可能只有在南海诸岛的一些原住民比如台南的雅美人那里寻找。现有研究一般认为黎族源于古代百越的一支（正史典籍中多自称为“骆越”后裔），是壮侗民族后裔。译音“俚”、“里”、“李”、“黎”，在壮语中的意思是“蛇”的称呼。尽管尚无考古出土的证据，但结合文献与口头传说，这个结论大致不差。不过，无论是大陆文化还是海洋文化的传统，在如今都经历了巨大的文化变迁。我们可以发现外来文化尤其是以启蒙现代性为旨归的文化已经慢慢改变了五指山当地黎族的谋生手段、生活方式乃至价值观念。

　　3月22、23、24日，五指山市及下辖的各镇分别举行了相关庆祝黎族苗族“三月三”节的活动，比如农民文艺汇演、民族体育竞技、黎锦技艺比赛、民歌表演赛、特色工艺、特色食品展示等等。这几天是区别于日常的节日，人们似乎都陷入了狂欢的状态，时至今日，即便没有政府的组织，在乡野大泽之间，也会有民众自发的对歌和祭祀活动。只是，如今在政府有计划的组织下，更为集中，各种活动的场地分散在五指山市政府所在地冲山镇的中心地带。

　　举行民歌表演赛的场地就在南圣河边，距离约一百米处远的五指山市图书馆显得冷冷清清。馆前还挂了“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五指山市支中心”、“五指山市体育中心”、“五指山市少年儿童乒乓球培训中心”、“五指山市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传习馆”等几块牌子，但是图书馆的书库和阅览室大门紧闭，二楼的“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五指山市支中心”的办公室和信息资源数据库空无一人，传习馆似乎已经很久没有开门了，门柄上积满了厚厚的灰尘。形成对比的是三楼的乒乓球室人声喧哗，正在举行一场叫做“香山花园杯”的乒乓球邀请赛，而和图书馆尘埃遍布的电子阅览室挨着门的“水之灵网城”也是人头攒动，许多县城青少年在里面上网打游戏。从图书馆出来，向西南走约一百米左右，在解放路与红旗路交汇处是五指山市规模较大的书店，书店里多是教辅和实用类书籍，也有许多流行读物和西方文学名著之类，顾客也不算少，是中学生及他们的父母。与红旗路平行的一条小街则是人们熙来攘往的商业街，遍布贩卖水果和各类货物的商贩。这一番周边的情形，大致可以作为“三月三”活动的环境。

　　当下“三月三”活动的内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形，活动更加多样化，不再只是祭祀祖先的活动，同时还举行体育竞赛和文艺汇演、土特产品展览和交易等等。南圣镇欢度“三月三”节活动在新落成的镇政府办公楼前，在领导讲话之后，各种黎苗族特色的歌舞表演就开始了。镇里出于宣传的考虑，除了邀请媒体之外，还组织了一批摄影师来举办现场的摄影比赛以扩大影响。我在对面的中学操场看到了一个苗族传统婚礼——这个却不是表演，而确实是一对青年在这个时候结婚，正好放在镇子的活动里。经过妙趣横生的“抢新郎”，新郎新娘被带到一处，由一个道士和一个舞士进行祭祖的仪式——我后来才知道原来他们跳的就是苗族盘皇舞。这是个耐人寻味的事件，它将事实上的婚礼、想象中的传统和现实的地方知名度宣传策划，通过“民俗”的形式展演出来：并非全然是表演，而是生活本身同表演发生的结合，无法分割，这其实造成了一种新形态的生活方式，进而也改变了文化和美学的生态。盘皇舞是苗族居民拜祭开天辟地之神“盘古”而形成的民间舞蹈，最初的目的是祈求丰登祝祷庇佑。从如今舞者狰狞的面具中还可以看出初民时期狞厉的美学特色，但是无疑早期的带有傩巫色彩的内容被柔化，而突出了其奇异和娱乐的意味。

　　而在五指山市中心广场上的首届农民文艺汇演，则是带有表演赛性质的民间歌舞晚会，颇具代表性——它既不同于南圣镇那样最基层的政府组织囿于人力财力操持得格局伸展不开的局面；也不同于陵水那样大规模地从中央电视台请主持人，还请来各种大小明星助阵的仗势，从而冲淡了地方与民族文化的色彩——它是一个边区四线城市在推动、宣传、张扬、开发、利用地方民族文化的鲜明个案。

　　这个文艺汇演是在省群艺馆专业老师的指导下润饰编排的，节目以舞蹈为主，辅以独唱、合唱和风情展示，五指山市下辖的七个乡镇都派出了队伍。除了少数歌曲之外，直观视觉呈现给观众的舞蹈多是经过省里来的“专家老师”改良后的产物，比如水满乡的《招龙舞》将传统的“招福舞”、“打柴舞”（竹竿舞/打竹舞）、“舂米舞”等熔冶在一起 ，穿插了盘皇舞，除了配上许多男女伴舞之外，它糅合进了民间“招龙舞”和科班民族舞的元素。

　　官方富丽堂皇的美学风格整合下的民间下里巴人歌舞，在一般人看起来显得非常别扭。和我同去观看这个农民文艺汇演的许多外来的记者、学者和文化人大部分看了几个节目之后就走了，普遍的评价是这些节目土不土、洋不洋，是夹生饭的文艺次品。比如其中一个节目是黎族和苗族的服装展示，背景音乐是Enigma 的Temple Of Love，这是时装模特走T台的常用音乐，人们习惯于在时尚优雅、衣冠楚楚的氛围中听到它。但是在这个四线城市的广场上却被用来展示农民们捕鱼、稻作和打猎时候的服装，难免会让许多人感到不伦不类。那些腰肢肥大的大嫂婶妈、体型比例不完美的农家汉子摆着模特姿势在聚光灯下亮相时，尤其让文化人们感到不舒服，因为他们冒犯了习以为常的美学规范。

　　这种对于他者想象性的美学可以称之为“远方主义”，其实是一种刻板印象思维的再现。那种习焉不察的美学规范沉浸在优美、崇高、和谐等古典范畴的怀旧想象之中，难以接受不符合对称、协调、壮丽、辉煌等惯常审美标准的草根文化现象。这其实是一种无视现实的狭隘，很多人其实都或多或少患有这样的美学洁癖症。他们显然不会喜欢这样的表演，因为它不够“原生态”，可以带来纯真的想象，又不足以达到中产阶级趣味中整洁、秩序、节制的标准——它是个杂糅的、不成形的、尚在发展的风格。

　　而我想说的是，这才是我们时代最大的美学：粗劣、简陋、真正的实在，它富于活力，从不止息，无法被任何既定的界定所束缚。这才是民族民间的活力所在。而我们都知道，各种所谓的“民族特色”都是被化约了的符号，是从原本的生产和生活空间抽离出来的表意元素。如果仿真前来组织现实，那么，是人而不是仿制品变得抽象了。在这样的节庆之中，黎族或者苗族的民众及其文化，只是资本和官方意识形态完成形式的抽象适应物。这就是我们时代的文化真相。当然，古今中外的文化莫不如是，“原生态”从来都是一种理想化的存在，它甚至比这些抽离的文化符号更加抽象。

　　民间并非某个固定的群体或者纯粹的阶层，它无疑纠合了各种各样的社会群落和力量，是无数关系、权力、利益诉求交织的产物。就像五指山这样一个各民族杂居的底层城市，原先籍籍无名，人们只是因为某处风景知道它的名字。但是，只有真的走到这里，才会发现这里有不逊色于一线城市的自信前卫时髦的少男少女，有刚刚从田地里上来泥腿还没有洗干净的农民，有隐藏于市的民间文人，有愚笨守旧的失败者，更有正在蠢蠢欲动的杰出头脑。这些地方表面波澜不惊，却蕴藏着深厚的底蕴；它们似乎古井不波，但有着勃勃的生机；它们看似混乱、肮脏、嘈杂，但却是我们国家最多数人口的实际生活。面对这样的现实，不应该闭上双眼；面对这样的时代美学转型，知识分子要做的可能是重新复兴对于民族民间的热情和信念。

　　原载《文学的共和》，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刘大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民族文学研究》副主编，著有《现代中国与少数民族文学》《文学的共和》《千灯互照》等，曾获鲁迅文学奖、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全国民族研究优秀成果奖等，入选国家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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