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日签丨弋舟:温故而知新

  大约六七岁的时候,我遭受了人生的第一次冤屈。我家居住的那个大院比邻着农田,盛夏里,我和小伙伴们越墙而过,深入到一片长势喜人的豆角地里。豆角分行,我大约说了句“一人一行”,便一头扎进了祸患。

  那条汉子端的是从天而降,我是被他提溜着走出植物丛林的。他愤怒地呵斥着,半天我才回过神儿来,原来,他将我们视为了偷豆角的团伙。天太热,汉子太激动,糟糕的是,当时的孩子们衣着普遍敝旧,我在惊恐与委屈之中,竟第一次感到自己很丑陋。我被他拎在手里,浑身的汗水让我像是一个刚刚被打捞上来的落水者,我在发抖,暴悬在烈日下,却犹如湮没在羞辱的大水里。

  就这样我被拎到了父亲面前。汉子咬定了我是那个偷豆角团伙的指挥者,证据是,我发布了动员令,吹响了进军号,他听到了,我说:一人一行。真的是百口莫辩,而且我也想不起要辩解。我已经被突如其来的冤情搞蒙了,汉子的气势和我莫名而来的自惭形秽,已经足以坐实我的罪行,仿佛此刻我不去认领一个“贼”字,跟老天都交代不过去。在汉子一口一句“一人一行”的举证和控告中,我那教书的父亲也变成了另一个人。我想,父亲和我一样,也被某种突如其来的羞辱击中了。他也蒙圈了,丧失理智了,以比那汉子还甚的愤怒朝我扑了过来——手里竟拎着不知从哪儿摸出的一根板凳腿。这是双重的冤屈,那一刻,已经不是恐惧了,我感到的可能就是深深的绝望。就让我被一根板凳腿打死在地吧,毋宁死。

  我的腿上、屁股上,可能挨了两下,我还没有仔细消受,这场荒唐的闹剧就被人阻止下来了。邻居有一位比我大几岁的儿子,当时不过刚上小学三年级吧,不料竟是这样一个孩子,凭着一句话,便熄灭了成人世界肆虐的狂暴。他挺身拦在了我的身前,大义凛然地对我父亲说:叔叔,你不知道疑邻盗斧吗?

  一切就这样戛然而止,我的父亲扔下了他的板凳腿。

  疑邻盗斧,我并不知道是什么名堂。对我而言,那只是四声发音,就像是神秘的谶语,说出来,却沟通了天地,于是局面倒转,天下太平。

  如今,当我想象文学“新人”的塑造,这四个字也是突如其来,也是从天而降,在我的脑子里复苏。现在,我当然已经理解了这四字谶语的名堂,也正是在这理解中,当我想象一个“新人”的时候,邻居那位小哥的形象和做派才在我的记忆里被叫醒。将其与“新人”对应,是在于此刻写作经年的我基于自身经验的诸多感悟使然。显而易见,这位小哥彼时所焕发出的魅力,绝非只是口吐兰花般地说出了一个漂亮的成语,而是藉由这个成语,我们古老文明里巨大的势能被调动了出来,棒喝一般地令我的父亲恢复了理智,也令那条狂躁的汉子顺服在一种他未曾经验但亦不敢造次的道理里——十有八九,他也不知道这里面的名堂,但这四个字的发音,富有魔力,远远高于他所能理解和执着的“一人一行”,那是天伦之音,庄严而有威仪。

  原来,在我的下意识里,“新”是“旧”的重温与唤醒。不过只是因为那“旧”已与我们隔膜太久,在我们习惯于“一人一行”这样“新”的遣词造句、整理世界的方式之后,对于那浩大的“旧”的重温,方才有了“新”的启发。在我的想象中,我们文学中的“新人”,大约就应当像那位救我于水火的小哥,他能够从古老文明的“旧”密码里汲取正大的能量,他因此自信从容,因此有着自己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因此在“一人一行”的逻辑里捉襟见肘时,山重水复,给出了自己的方案。

  就写作而言,类似的思辨其实已经在具体的“形式”问题中展开。两年前,我的小说集《夏蜂》被收入“现代性五面孔”这套书系。动手整理书稿时,循着编辑的思路以及自己对于“现代性”蒙眬的意会,我挑出了若干篇小说。编辑的思路大致是清晰的:作品首先要有“现代性”的旨归。这个思路遵循起来并不容易。对于那个“现代性”的理解,不想不知道——尽管常常会挂在嘴边,可一旦要用它来落实自己的创作,我才发现,它竟是如此的不可捉摸甚至空洞;它的边界似乎是不证自明的,但你若是真的要在它所规定的版图里行动,就会发现,你将很难给自己一个确凿的方案。所以我说它“蒙眬”,所以对其我只能勉强地称之为“意会”。

  在这种“蒙眬的意会”指导下,我所挑选出的那若干篇小说,大致上,无可辩驳,的确佐证了我对于“现代性”的理解。然而,定稿之时,我又对这个结论充满了犹豫。它们真的是我所理解的那个“现代性”吗?事实上,这样的一份结论是如此的不能令我满意。我的不满意,并不是对于自己作品水准的遗憾——它们当然不是完美的。更多的,我是对自己兑现“现代性”时的无力和混乱而感到震惊。在这种无力和混乱之下,我想我一定是片面地、但却难以纠正地误解着“现代性”。

  整理作品时,朦胧指导着我的,是这样一些词语——先锋、实验、早期、探索、破碎、跨文体乃至容忍有缺陷……这些,难道就是我所“蒙眬意会”的那个“现代性”?在我“蒙眬的意会”里,落实于小说实践中,原来“现代性”就是一个天然带有“早期实验性质的有缺陷并且在文体上都可以模棱两可的东西”吗?天啊,如果它是,那么,我只能承认,如今我反对这样的“现代性”。

  粗略地说,在我们的意识里,“现代性”很大程度上即是“新”的代名词。可原来,此“新”如此不牢靠,那么,同样山重水复,我如今也只能反对这样的“新”。

  卡林内斯库在那本《现代性的五副面孔》中写下了这样一个章节:古代巨人肩膀上的现代侏儒——我觉得,用这个指称来认领自己今天的角色,是我所甘心的。我承认我的“侏儒性”,就像无从辩驳我是一个“现代人”一般;我也承认我视古代有着“巨人”的品性,这就是我今天难以容忍自己侏儒一般见识的根由。有论者将我新近的作品评论为“不动声色的现代主义”,不管我是否真的在创作中兑现了这个评语,我都愿意将其视为写作的目标。因为,目睹了太多的“大动声色的现代主义”表演后,我这样一个“现代小说家”,实在是渴望重回古代的怀抱,按照对于一个艺术家那“古老的要求”,回到艺术那些亘古的准则里去。

  就好比,当我以“一人一行”这样的语感指认世界、自我辩解日渐乏力的时刻,我开始想象我笔下的“新人”,他将回到自己文明的“古老要求”之中,以一句“疑邻盗斧”重新展开对于世界、对于自己的教育。

  “后现代主义者欢庆现代性的终结,让人们注意传统的新颖性(经过一段时间的现代遗忘之后),注意新事物的衰退甚至是腐朽。”这段话同样出自《现代性的五副面孔》。在这里,我只愿按照我一己的情感与经验,用直觉捕捉这样的语词——注意传统的新颖性。因为同样的话,我们的祖先也说过——温故而知新。

  弋舟,生于1972年,曾获鲁迅文学奖、郁达夫小说奖、茅盾文学新人奖等,著有长篇小说《跛足之年》《蝌蚪》《春秋误》,小说集《我们的底牌》《所有的故事》《丙申故事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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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宫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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