荐读·赠书丨独特视野《钱钟书选唐诗》308位诗人,1997首作品

  308位诗人,1997首作品

  钱锺书选,杨绛抄录

  一段历时七载的唐诗日课

  呈现品读唐诗的独特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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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日起至12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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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1983年到1991年,钱锺书先生遴选、杨绛先生抄录了一部唐诗选稿。杨先生在封面上题“《全唐诗》录,杨绛日课”,钱锺书先生又补题了“父选母抄,圆圆留念”八个字。后来由于钱瑗教授不幸早逝,杨先生就把这部由她亲笔抄录的稿子,赠给了吴学昭老师。吴老师在征得杨先生同意后,抱着学术为公的态度,决定将其公开出版,以供有兴趣的读者研究和参考。

  人民文学出版社很荣幸地得到了出版该书的机会,并受吴学昭老师委托,对书稿做了必要的整理。在钱锺书先生诞辰110周年之际,这部尘封近四十年的唐诗选稿,以《钱锺书选唐诗》的面貌正式排印成书。

  近四十年从未对外公布的钱锺书唐诗选本。

  收录唐诗近2000首的大型唐诗选本。

  杨绛先生历时七载抄录日课,记录钱杨夫妇诗书互动的唐诗选本。

  《钱锺书选唐诗》的底本是1983年到1991年间,钱锺书先生遴选、杨绛先生抄录的一部唐诗选手稿,其后近四十年,这部手稿从未对外公布。此次首次出版,人文社编辑部对手稿进行了必要的整理,对照《全唐诗》校勘了诗歌正文,增加了诗人小传和难解语词注释,撰写了出版后记。这部唐诗选本收录诗人308位、诗作1997首,体现了钱锺书先生选唐诗的主观立场和独特视角,是相关领域研究的重要文献;也是比较全面呈现唐代诗歌的艺术特征和风格状貌的大型选本。此外,杨绛先生在抄录手稿时留下了日期、诗歌评论、书法评论、生活杂记等文字,也体现了钱杨夫妇的品评互动。通过《钱锺书选唐诗》,读者朋友不仅能研习欣赏钱先生选出的可以概括唐诗全貌的2000首诗歌,也能看见两位学人隽永美好的诗书生活。这是一部迷人的充满家庭生活温暖且有一定学术价值的图书,出版这部书是我们对钱、杨两位远去学人的诚挚纪念。

  钱锺书(1910-1998),江苏无锡人,原名仰先,字哲良,后改名锺书,字默存,号槐聚,曾用笔名中书君,中国现代作家、文学研究家。钱锺书先生被誉为“文化昆仑”,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领域成果丰硕,特别对于古代诗歌的研究十分精深。著有《管锥编》《谈艺录》《七缀集》《宋诗选注》等,并创作了长篇小说《围城》。

  杨绛(1911-2016),本名杨季康,祖籍江苏无锡。著名作家、翻译家、外国文学研究家,主要文学作品有《洗澡》《干校六记》《我们仨》等,翻译著作有《堂吉诃德》等。

  (杨绛的字条)

  出版后记(节选)

  周绚隆

  这本书的名字原来不叫《钱锺书选唐诗》,它是我们根据书稿的内容另取的。杨绛先生在稿子的封面上,原来题写的名称是“《全唐诗》录 杨绛日课”,钱锺书先生又补题了“父选母抄,圆圆留念”八个字,基本道明了它的性质。后来由于钱瑗教授不幸早逝,杨先生就把这部由她亲笔抄录的稿子,赠给了吴学昭老师。吴老师在征得杨先生同意后,抱着学术为公的态度,决定将其公开出版,以供有兴趣的读者研究和参考。

  我们很荣幸地得到了出版该书的机会,并受吴学昭老师委托,对书稿做了必要的整理。作为负责这项工作的人,需要对这部稿子的产生过程和它的特点,略作说明。

  由于钱锺书和杨绛先生在世时,从未对外提起过这部稿子,学界几乎无人知道它的存在。而它的产生,其实牵涉着一桩旧案。

  杨绛先生在《我们仨》中说:

  翻译毛选委员会的工作于一九五四年底告一段落。锺书回所工作。

  郑振铎先生是文研所的正所长,兼古典文学组组长。郑先生知道外文组已经人满,锺书挤不进了。他对我说:“默存回来,借调我们古典组,选注宋诗。”

  锺书很委屈。他对于中国古典文学,不是科班出身。他在大学里学的是外国文学,教的是外国文学。他由清华大学调入文研所,也属外文组。放弃外国文学研究而选注宋诗,他并不愿意。不过他了解郑先生的用意,也赞许他的明智。

  虽然钱先生当时心存委屈,但《宋诗选注》的问世,既证明了郑振铎先生有知人之明,也证明“不是科班出身”的钱锺书于古典文学造诣很深。杨先生接着又说:

  锺书在毛选翻译委员会的工作,虽然一九五四年底告一段落,工作并未结束。一九五八年初到一九六三年,他是英译毛选定稿组成员,一同定稿的是艾德勒。一九六四年起,他是英译毛主席诗词的小组成员。“文化大革命”打断了工作,一九七四年继续工作,直到毛主席诗词翻译完毕才全部结束。这么多年的翻译工作,都是在中央领导下的集体工作。集体很小,定稿组只二三人,翻译诗词组只五人。锺书同时兼任所内的研究工作,例如参加古典组的《唐诗选注》。

  这两段文字至少说明了一个事实,那就是上世纪后半叶,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的宋诗和唐诗选注工作,都是在当时的所领导统一部署下开展的。

  这两项工作的最终成果《宋诗选注》和《唐诗选》,虽然都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但两本书的成书过程和命运却截然不同。具体说来,《宋诗选注》是由钱先生独立承担的。用杨绛先生的话说:“选宋诗,没有现成的《全宋诗》供选择。锺书是读遍宋诗,独自一人选的。他没有一个助手……那么大量的宋诗,他全部读遍,连可选的几位小诗人也选出来了。他这两年里工作量之大,不知有几人曾理会到。”(《我们仨》)杨先生这里说的绝对是实情。虽然选宋诗的难度要更大,但钱先生的工作效率却极高。《王伯祥日记》1956年4月9日曾提道:“翻阅默存《宋诗选》初稿之一部,盖日前所中寄来征求意见者也。”这时候显然才只有部分样稿。1957年6月1日记云:“所中散会时默存以所撰《宋诗选》稿本全部属校读。”接下来从6月3日到6日,每天都有看稿的进度记录,到6日“全稿看完”,7日“午后写信复默存,对所撰《宋诗选》提意见,备明日赴会时面交之”。8日午后“参加本所座谈会,顺以《宋诗选》稿面还默存”。从《王伯祥日记》的记载看,大概到1957年5月,《宋诗选注》就已基本定稿。到出版前,对所选的作者未再做增删(倒是1963年第二次印刷时,迫于当时的特殊环境,删掉了一个诗人——左纬和他的作品)。《宋诗选注》于1958年9月顺利出版,很快就受到了学术界的肯定和读者的好评,成了选本中的经典。

  相比之下,《唐诗选》的成书过程要曲折得多,出版也比《宋诗选注》晚了整二十年。从《王伯祥日记》看,文研所的《唐诗选》计划开始于1956年9月,最初议定由王伯祥、余冠英、陈友琴、王佩璋四人合作。但后来因为种种原因,这个工作一度主要落到了王伯祥先生的身上。到1960年初,王伯祥先生的稿子已完成了相当一部分,其2月22日日记中说:“默存来招,即同往冠英家。冠英、友琴都在,即展开《唐诗选》具体工作讨论,篇目大致已由默存选定,约明日友琴来我家商定落墨。”此后1962、1963两年,在《王伯祥日记》中都有关于钱锺书参与讨论《唐诗选》稿子的记录。但据后来成书的《唐诗选》前言说:“本书初稿完成于一九六六年。一九七五年进行修订(重定选目、增补和修订作品注释、作家小传等)。参加初稿和修订的有余冠英(负责人)、陈友琴、乔象锺、王水照同志。钱锺书同志参加了初稿的选注、审定工作,后因另有任务,没有继续参加。”从1966年到1975年,因为下“干校”,这项工作中断了九年。据参与此项工作的王水照先生回忆,重新修订是在地震棚里进行的——那个后来被证实是伪造的所谓回纥诗人坎儿曼,就是这时加进去的。这部稿子在修订时经过了大删大改,钱先生负责撰写的“王绩等十七人”稿子,最后只留了王绩、王勃两家,原来所选的诗大多也被换掉了。《唐诗选·前言》里说,其“选录的标准服从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原则”。这个标准估计就是这次修订时提出的,余冠英先生对旧稿的删改应遵从了这一原则。

  杨绛先生说:“锺书选诗按照自己的标准,选目由他自定,例如他不选文天祥《正气歌》,是很大胆的不选。”由此看来,经历了十年政治运动磨砺后,对于钱锺书先生1960年代参与“选定”的《唐诗选》篇目,余冠英先生显然认为有些不合时宜了。虽然杨绛先生说“锺书肯委屈,能忍耐”(《我们仨》),但不等于对这些事情会完全无动于衷。据王水照先生说,“文革”后他从上海回到北京,《唐诗选》前言起草好以后(署名是余冠英、王水照),余先生对他说:“钱先生对我们组里都有意见,你的前言给他看看。”钱先生看完前言后,曾给王水照写了五页信,但坚决表示不愿署自己的名。显然,他对后来成书的《唐诗选》是持保留意见的——特别是对其选诗的标准。

  ……

责任编辑:宫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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