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文体

　　周大新，1952年2月生于河南邓州，1970年从军，1979年开始发表作品。先后发表长篇小说《走出盆地》等10部12卷，中篇小说《向上的台阶》等33部，短篇小说《汉家女》等70余篇，另有散文、剧本共800余万字。其作品先后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人民文学奖、冯牧文学奖、茅盾文学奖、老舍散文奖、中国政府出版奖、解放军新作品一等奖等奖项。部分作品被译成英文、法文、德文、西班牙文、阿拉伯文、希腊文、日文、瑞典文、越南文、捷克文、韩文等。现居北京从事创作。

　　“封笔”之作尝试创新

　　2021新年伊始，周大新就推出了长篇小说《洛城花落》。这是周大新的第10部长篇小说，他选择用这部作品为自己长达40年的长篇小说写作历程“封笔”。

　　“写一部长篇小说一般需要3年时间。但是现在越写越慢，也越写越吃力。过去写20万字，觉得像是在翻过一道丘陵；现在写20万字，像是在翻一座大山，要翻好几年才能翻过去。我今年已经69岁了，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应该清醒认识到，要学会撤退，不能一个劲儿拼了命地往前走。所以这可能是我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

　　在新作中，周大新讲述一段婚姻故事中的风花雪月和一地鸡毛。他选择了世间最普通也最复杂的“婚姻”作为故事载体，用“拟纪实”的手法，从一个媒人的角度，用四次离婚庭审的忠实记录，将时代、现实与人的复杂关系包裹进来，用“家庭”这个社会的细胞，来呈现生活的光怪陆离。

　　跟其他小说不同，这一次周大新关注的焦点是：考验婚姻的，从来不是现实困难本身，因为两个人的感情出了问题，现实雪上加霜。在“审判婚姻”的外表下，他想要探究原生家庭带给人的情感能力，探究智商、情商、财商之外的“婚商”问题。

《洛城花落》

　　《洛城花落》中男女主人公一个来自山东，一个来自河南，均毕业于“985”院校，通过相亲，二人在北京相爱，奉子结婚。工作压力、买房压力、孩子教育、老人赡养……婚姻所有需要面对的问题，一下子冲到两个人面前。借着两个人的婚姻，周大新也把笔墨延伸到女性成长和男女平等问题。他写到了古代女子因想要丈夫忠诚而离婚，被家族祠堂阻拦；写到民国期间女人被家暴想要离婚的艰难；同时也在思考婚姻制度在中国所承载的宗法、文化的复杂性，以及法律在多大程度上能为妇女独立、妇女有选择的权利保驾护航。

　　他创造性地采用了离婚案“庭审记录”的写作结构。还用到了“宗族史料”——《嘉庆二十四年(己卯)雄氏宗族大事记》等写作形式。无论是“庭审记录”还是“宗族史料”，周大新都在尝试着在虚构与非虚构之间搭建一座桥梁，让小说与生活同步，把读者拉入小说，和人物一起演绎悲欢离合。

　　“结构为内容服务，只有在法庭上，通过律师和当事人之口，我们才能从各个角度来发表对爱情、对婚姻、对离婚的看法，其他场合很难有这样集中的辩论。”周大新说，如果小说只是讲当下，就容易轻薄。他希望小说能有一种厚重感，不是只讲两个主人公的离婚，而是搭建起一个历史脉络，引导人们去思考关于婚姻的这些问题。

　　“一个作家必须要能够不断地超越自己，所以要确保选材的新鲜，还要在人物塑造、情节安排、叙述视角、语言运用、氛围制造等方面都有所变化。如果没有自我超越，那还不如不写。这一部作品就是新的写作尝试。”

　　在周大新看来，小说创作，要求作家自己超越自己。用新的结构来讲述故事，才能引发读者的阅读新鲜感。只有读者觉得有新意，有吸引力，作家的思考才能真正传达出去。他也认为想对这个世界说的话基本都说了，再说就是在自我重复，“我对人生、对社会、对生命、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这些问题的认识，在长篇小说里都呈现、表达出来了。”

　　“洛城花落”，书名意象源自欧阳修诗作《玉楼春》。“离歌且莫翻新阙，一曲能教肠寸结。直须看尽洛城花，始共春风容易别。”以这样的意象结构作为书名，蕴含着爱情凋落、有情人分离的悲剧意味。无论是《安魂》《曲终人在》还是《天黑得很慢》，周大新的作品中，总流淌着一种淡淡的悲凉和忧伤的情绪。

　　“生命这个过程对人来说是个悲剧。所以我的作品很多是悲剧结尾：那么辛苦地长大、学习、劳动，最后是衰老、死亡—我连我爷爷的名字都不知道，曾祖父、曾高祖埋在哪里都不知道。连最亲的后代都不记得，他们活这一生的意义是什么？我经常追问自己，总觉得有种荒诞感。从乌有中来到乌有中去。这不是一个悲剧吗？”

　　周大新补充说：“包括我们家族的一些人物，人生很不顺，命运很凄惨，但他们最终都能平静面对，达观地看待人生过程，尽力把失去的东西忘掉，去应付新的人生问题，去活完自己的人生。我们村里有个瞎爷，他只是瞎了一只眼睛，但我们这些孩子都叫他瞎爷，他并不生气，他终生未娶，一个人过日子，家里的财产少得可怜，可他很少有忧愁的时候，整天乐呵呵的。五爷就是这些人的代表。我塑造这个人物，就是想向这类人表达我的敬意。其实，人怎么活不是个活？不就几十年时间？人最好的待遇，是不来人世。”

《天黑得很慢》

周大新《天黑得很慢》获首届南丁文学奖

　　在中国当代文坛上，周大新一直以勤奋诚恳著称。他喜欢历史，更关注现实；他书写家乡，更书写时代。他为现实提供最宏阔的概括，更为小说寻找最佳的结构。其中的《走出盆地》《第二十幕》《战争传说》等，在读者中产生了广泛影响。而近些年的《曲终人在》《天黑得很慢》，更是在“虚构”和“非虚构”之间，建立了一座桥梁，让小说和生活同步，把读者拉向舞台，和人物一起演绎生活的故事。尤其是从获得茅盾文学奖的《湖光山色》开始，他以每三年一部长篇的节奏，扎扎实实地完成了一个矢志于“时代书记官”的使命，践行着忠实于时代与人民的作家责任。

周大新军装照

　　最初写作想挣点稿费

　　1952年，周大新出生于河南邓州市构林镇冯营村前周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小时候，他老家村里有一个很会讲故事的叔叔，一个放牛的，对他影响很大。冬天很冷，村里人为了给牛取暖，在牛棚里生了火，避免牛冻死，于是，大家围着火堆，听大叔讲故事。夏天的晚上，村里有大鼓书艺人，给大家讲故事。只要给这个艺人一小碗苞米、小米或豆子，就可以去听。他听大鼓书艺人讲《三侠五义》，讲《隋唐演义》，特别专心着迷。因此，小时候他就会讲故事，写的作文也不错。他说自己读的第一本书就是《一千零一夜》，读完了，还讲给小伙伴听。这些都是他最早的语言启蒙和文学启蒙。“童年和少年时期的记忆对一个作家的创作至关重要。这些记忆以怎样的艺术面目出现，得看作家的艺术处理能力。我作为一个写小说的，总是把这些记忆塞进我所写的人物的脑子里，嵌进我写的故事中，画到故事发生的背景里，汇进我对人生、社会和自然界的思考里。”

　　周大新的故乡邓州文人辈出。“我们家乡喜欢写东西的人比较多，这可能与前辈人的影响有关。张仲景当年写过《伤寒论》，范仲淹虽不是邓州人，但他在邓州当知州时写了《岳阳楼记》，姚雪垠写了《李自成》，我们读小学、中学时就知道了他们，他们对后人是有影响的。再就是我们那个地方比较穷，穷地方的人也会把写作当作一种谋生手段，起码可以挣点稿费。我最初写作就有这方面的考虑。”

　　周大新坦言，“我们那里的老百姓一向对会写书的人怀有一种崇敬心理，过去每年过春节，家家户户都要在墙上贴一张写有‘敬惜字纸’的红色纸条提醒家人。人们见到写有字的纸片，都会谦恭地捡起来放在家里。大概是这种传统也在鼓励着人们去学习和从事写作吧！”

　　在家乡读完了小学、初中、高中。1970年12月，18岁的周大新从豫南小镇到山东部队当兵。“1970年10至11月间，山东的一支部队来我们公社招兵。当时，我在读高中，但学校上课主要是学农学工，跟镇上拖拉机站的人学开拖拉机，到各村犁地。文化课上上停停，而且那时大学已停止招生，我看不到上学的前途。最重要的是当时吃不饱肚子，在学校没钱买饭票，回到家也是顿顿吃红薯，只有在给人家用拖拉机犁地时，方能吃顿白面条。为了寻找前途，也为了吃饱肚子。”周大新决定去当兵，遂在大队报了名。

　　“刚好，接兵的李连长爱打篮球，他到我们学校的球场上打球，看到我们几个同学篮球打得不错，问我们愿不愿当兵，我们自然说愿意，并告诉他我们已经报了名，于是，他和其他接兵的人对我和我的几个同学就格外重视。我们顺利通过了体检和政审关，拿到了入伍通知书。12月份，我们坐上了开往山东的闷罐子军列，向着山东的部队出发了。到了山东肥城的部队驻地才知道，我们当的是地面炮兵，我们这个炮兵团隶属67野战军。我当时根本没想到，这一当竟然当了四十多年兵。”

　　当兵时，连里办黑板报，周大新在上面写诗，写故事，写报道，还画插画，连长和战士都很喜欢，他兴趣倍增，更加爱写爱画。连长欣赏他的才华，就让他当了文书。让他很惊喜的是，当时连队有苏联作家的书，是供大批判用的一些书，他偷偷拿出来读，其中，没有封面的列夫·托尔斯泰的《复活》，对他的心灵震撼很大。

　　“列夫·托尔斯泰对我的影响最大的是价值观和人生观。他主张要爱一切人。世界上每个人活得都不容易，哪怕是坏人，观察他的全部人生，也有怜悯的必要。怜悯也是一种爱。爱和被爱才是我们人活着应该争取的。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下决心要写作，也想写一部这样的书。”从士兵、副班长、班长、排长到团干部，一直在基层连队带兵。到做团级干部时开始发表作品，并觉得自己可以靠写作为业了。

　　1979年，《济南日报》上发表了周大新第一篇短篇小说《前方来信》，也开启了其文学创作生涯。此后，他创作越来越勤奋，发表作品越来越多。

　　“作为一个在部队成长起来的作家，部队生活的锻炼让我充满了对生活的热爱和感激，这是我写作动力的源泉。20世纪80年代，我写了关于南部战争的《汉家女》。后来《战争传说》《预警》算是军事题材。相对来说军旅题材确实少了些，我对养育我的军队表示歉意。”

左起：周大新、贾平凹、铁凝、迟子建、麦家

　　爱“乡土”，愿把女性作为歌颂对象

　　有着浓厚乡土情结的周大新，小说大多以南阳盆地为背景。“从骨子里我特爱‘乡土’这个概念，我现在虽然脱离了农民身份，可我一直还把自己看作是农民，只是我种的‘庄稼’是一个字一个字码起来，与父辈种的庄稼只有本质上的不同而已。”

　　“每次写作，都需重新回望故乡。故乡，其实是我的写作资源存放处。”从河南农村走出来的周大新，很感谢家乡父老乡亲对他的关注和关照。

　　“由于城市化的进程和城市资本向乡村流入，中国的乡村正发生着巨大和深刻的变化，身为一个农民的后代，我热切地关注着这种变化。在我的故乡，这种变化使我的父辈、平辈和晚辈既感到高兴和充满希望，又感到惶惑、不安和痛楚。为了表现出这种心态和心境，我写了这部书，谢谢你们注意到它。你们的关注会使我的父老乡亲也感到欣慰。”这是2008年10月25日，周大新在第七届茅盾文学奖颁奖大会上的获奖感言。

　　茅盾文学奖授奖辞这样写道：周大新的《湖光山色》深情关注着我国当代农村经历的巨大变革，关注着当代农民物质生活与情感心灵的渴望与期待。在广博深厚的民族背景上，通过作品主人公的命运沉浮，来探求我们民族的精神底蕴，这是《湖光山色》引人注目的特色与亮点。

　　“我当兵的时候，曾经到过沿海地区，也去了北京、西安，在这些地方见识了很多人和事，也了解了很多新鲜的观念。后来我回到家乡，就发现家乡人的生活状态和观念变化得很缓慢，与外边的日新月异不能相比。所以我就希望他们都能够走出去。这个希望的对象也包括河南。在某种意义上，河南其实是一个更大的盆地。河南人的观念虽然在慢慢地改观，但相较于浙江、福建等沿海省份的人来说，观念依然比较保守。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看，改革开放实施了几十年，其实也是在走出去。我们逐渐走出了老的观念，而且将来还会继续向前走。我相信，总有一天，经过大家的努力和打拼，我们中国最终会复兴，会得到世界各国的正式承认。”

　　《走出盆地》这部书传达了作家对改变人生境遇的一种呼吁，寄寓了作家对人们往远处走的希望。“一个人要超越自然地理和社会环境的限制太不容易，超越精神观念的限制更不容易。但每个人都在努力地寻找此生的幸福，都在试图超越上天给自己设置的各种樊篱。其实每个人都有走出自己固有生活的冲动，但是由于准备或毅力不足，很多人最终没有走出去。”

　　童年的周大新曾因挨饿而全身浮肿。他生病了，一位远房姑姑背着他去上学，家门的二娘、婶婶为他端来香喷喷的饺子和治病良药……体弱多病的周大新在幼年曾得到村里众多女性的关爱和关照。

　　小时候村里有个远房嫂子，长得漂亮，心地善良，周大新端个面条碗去她家门前吃饭时，她会拎出香油瓶，用筷子蘸一下瓶里不多的一点油，让筷子上沾的油珠滴到他碗里。那位嫂子给周大新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当他在写《香魂女》时，已经去世的她成了郜二嫂的原型，周大新对这个原型如此充满深情，如他不离不舍放不下的故乡一样。

　　“我的作品中的主人公常常是女性。这与我小时候的经历有关。在我的成长经历中，男性留给我的印象不太好，他们经常酗酒、骂人甚至打架。女性却相反，她们时常关心我。我小的时候，村里有很多姑姑、婶婶、嫂子，她们对我都很好。我就愿意把她们，把女性作为写作和歌颂的对象。当然，我无法确切地告诉你，她们内心的精神世界的真实情况是什么样子，或者我描写的究竟准不准确。我的描写是比较理想化的，其中也带有一些站在男性角度想象的成分。”

《人间》

　　在他有选择的记忆里，田野、善意、女性和爱，成为小说创作的不竭的动力和永久的源泉，并深刻影响着他的思想和性格。把苦难深埋于心底，对煎熬和痛苦的表述极少，从未产生强烈对抗情绪，温和平淡的儒雅外表一直深入人心。

　　“其实在现实生活中，男女的社会角色和社会分工就不太一样。男性要承担相对更多的社会责任，就需要更多地注重事业，在事业上努力奋斗。有了一番事业之后，他才能把家养好，才能最终为社会做一些贡献。而相对来说，女性更加希望感情有所寄托，特别是有了儿女以后，女性还是养育孩子的主力。在乡村，父亲可能还可以直接干预孩子的学习，但是在城市，基本上都是母亲在管着孩子的学习，因为父亲的主要时间和精力在于干事业，赚钱养家。这是生活的现实。到了作品中，我在现实生活的基础上，进一步把两性的差异推向极致。因为如果缺少这些差异化的特征，人物就很难写出彩。作品就很难把男性承担责任的一面呈现出来，很难把女性善良的美的一面呈现出来。这样的人物表现得可能更极端一些，但也会更有特色，更吸引人。”

生活中的周大新

　　创作是一种孤独的没有终点的旅行

　　“从小就对写书的人怀着敬意，觉得他们了不起。后来读小说，对能创造出孙悟空的人更是佩服得五体投地。所以当作家的梦很多个夜晚都在做着，在那些光怪陆离的梦境中，有一个场景反复出现：我手里捧着一本自己写的书向母亲身边走去。”

　　当年，他的短篇小说《汉家女》发表后，出现了不同的看法，批判的文章出来后，年轻的他当时有一些紧张，没想到作协在全国短篇小说评奖中给这篇小说评了奖，这对他是一个很大的鼓励和支持，让他精神上顿时放松了。

　　周大新回忆说，其首部长篇小说《走出盆地》完成于1988年，他始终没敢把写长篇小说的秘密告诉任何人。后来这部作品发表在《小说界》杂志，并于1990年由百花文艺出版社推出。

　　1998年，周大新出版了三卷本长篇小说《第二十幕》，共100万字。他回忆说，创作期间，身体和家庭都出了问题，他曾以为自己就要告别人世，这部作品肯定完不成了。谁知，他硬是一笔一画，以坚强毅力完成了该作，“我感觉一生要完成的任务都已经完成了，后来写的东西都是赚来的。”

　　“创作是一种孤独的没有终点的旅行，写作者在远行路上，有时是很需要一点鼓励的。后来，我写完了《第二十幕》，因为耗时太长，身心都极疲惫，我原本就不是一个自信心很强的人，这种极度疲惫使我对自己写的书乃至写小说的意义都产生了怀疑。就在这时，作协创研部的朋友花时间读了我近百万字的书，还热情地为我开了研讨会，对作品进行了分析肯定。这一下子又鼓起了我的劲儿，增强了我继续写下去的信心。这些事每一想起，感激之意仍盈满胸中。”

　　1995年，周大新调至北京。“我的童年和军旅生活都相对单一，与社会接触不多，文学创作的视野也就窄一些。到北京以后，我参加文学活动的机会多了，买到翻译过来的新书的机会多了，和其他作家老师们交流创作的机会也多了。北京给我的创作带来了很多有益的影响，其中首要的一点是让我的眼界变得更加宽阔了。这些对我的文学创作带来了不小的帮助。”

　　回望几十年长篇小说创作之路，周大新自我反省，“因为先天文学准备不足，没有受过系统的文学训练，我曾经走了很多弯路，但写作这件事情我做对了，因为和我的性格、秉性相合，我愿意在一个房间里，孤独地面对稿纸和屏幕。”

周大新在游函谷关

　　在周大新看来，文学作品的成色是衡量一个民族心灵成熟程度的标尺。

　　“优秀文学作品是民族精神财富中最宝贵的部分，我们理应珍惜。好的作品能不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能不能走出国家和民族的界限，归根结底是要看它思考的问题、传达的思想寓意，是不是全人类都应该关注的。我写生死、衰老、婚姻……我相信，这是很多年之后人们依然会面临和思考的问题，所以依然会有读者。”

　　“我会接着写散文和随笔，也可能重拾年轻时候就很喜欢写的电影剧本。除非将来因为身体原因让我彻底失去了拿笔的能力，但就算写不了文章，我也会写书法，如果书法都写不成了，我还会试试能不能画画。”周大新笑着说。

《地上有草》

原标题：周大新：文学是一个民族心灵成熟度的标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