丛治辰:一个评论工作者的自我要求与自我期许

  文学评论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习近平总书记在几次有关文艺工作的重要讲话中,都专门提到理论批评工作的作用。在《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里,总书记是在“加强和改进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的标题下谈到文艺批评的,是将文艺批评工作和各级党委、宣传部、作协对于文艺工作的组织、领导工作放在一块谈的,这至少可以说明,文艺批评工作和一般的文艺创作还不一样,有其独特性。的确,在影响、引导和组织文学工作方面,评论发挥了较之其他文体更为特殊的作用。从新中国成立,甚至更早的1942年,我们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就亲自关怀文学,亲自撰写理论文章,甚至亲自组织文学讨论。我们的文学政策,甚至文学体制,本身就可以视为一种文学评论。

  文学评论的责任如此重大,但作为这支队伍里的一个小学生,我似乎还没有资格对它高谈阔论,更不敢说能谈出什么有价值的观点,只能谈谈自己的学习心得,谈谈作为一名评论工作者,我个人对自己有什么要求,有什么期许。

  我对自己最基本的要求是:要能够理解作家和作品。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多次提到,文艺批评应该“激浊扬清”。要激浊扬清,首先就得真正知道什么是浊,什么是清。简而言之,得能读得懂。对于专业从事文学评论的人来说,这个要求看上去已经相当低了,但我并不认为很容易做到。做不到有两种情况,一是客观上能力达不到,这当然要努力加强自身业务水平;还有一个就是主观上不愿意去做。比如我们有时候难免听到这样志得意满的抱怨:“这作品太差劲了,根本不值得认真看。”诚然,文学作品的质量有高有低,但是不认真看就妄下判断,似乎还是不妥。事实上,文学是复杂而微妙的,一个负责任的作者,在写下每一笔的时候都一定是殚精竭虑、暗藏玄机的。如果先抱定一个轻视的态度,草草看过,匆忙结论,对作者多少有点不够尊重。事实上,每一次阅读和评论,都是评论者和作者的一次搏斗和角力,万一轻敌大意搞错了,作家看不起我们,丢人的还是我们自己。不愿意去做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批评家自有一套学术批评话语,仗着这套行话,先入为主,不管作品怎么样,都是这套行话的材料而已。这样的评论就像一台绞肉机,不管进来的是什么生动活泼的小动物,对于绞肉机来说都是没有差别的原料,反正出来之后统统变成面目模糊的肉酱。这的确证明了绞肉机的强大,我要是小动物,肯定只想把它砸烂。但这绝不是说所谓“行话”不重要,事实上相关理论话语的引进强力激活了当代文学评论,是不争的事实;文学之丰富微妙,离开复杂的理论话语也的确难以深入开掘。可是“行话”是工具,不是目的,是为“小动物”服务的,不是用来屠宰“小动物”的。退一万步说,就算是绞肉机,也应该是能够精耕细作的吧,一视同仁地剥皮嚼骨实在太残暴也太落后了。主观上不想做还有一种情况更为恶劣,这种情况之所以出现,往往同时也是因为评论者能力达不到。那就是拿过作品,不管三七二十一,骂了再说。在文学已经高度发展的今天,要表扬一部作品,从中发现对于文学的一点贡献是不容易的,需要高度的敏锐;但是要挑个错别字,找几个似是而非的病句,甚至完全没有来由地抄一段骂一段,敷衍成一篇文章,倒是简单得很。怨恨的评论酝酿怨恨的氛围,怨恨的氛围培育怨恨的读者,怨恨的读者鼓励怨恨的评论,久而久之,有关文学的讨论就全是负面情绪了,这实在算不上自由谈论文学的正道。这种手里有锤,心中无畏,抡起锤子就砸的行为,不叫文学评论,顶多是拆迁。拆迁还是为了城建,要么也是为了美化环境,保护生态;如果拆了之后不建设,也不治理,只剩下一堆烂石头破钢筋扔在原地,就太不像话。更何况,此类拆迁者往往是看也不看,把不该拆的给拆了。我时刻告诫自己,不可以做这样的评论工作者。

  不过我当然也不认为文学评论的从业者只能去理解和抚慰作家,去做作家的红颜知己。批评工作之所以重要,不是说评论家准确把握了作家的主观意图就够了,那让作家自己说不是更好吗?作家们现在的创作谈写得多么精彩!从一般的认识和长期的传统来说,评论家还是得比作家的眼光高一些,得能够为作家指路,引导作家提升。不过这可不是说要给作家下什么命令,下了命令人家也不一定听,还暗暗给你一个大白眼。我所谓的引导,还是得用文学的方式,用学理的方式。我始终认为,一名评论工作者能够从作家那里得到的最好褒奖就是:“哎呀你讲的那些我其实写的时候根本没有想到,但是你说了之后,我觉得我就是那么想的!”这听起来很像是在埋汰评论家,好像评论家过于阿谀,或者至少是过度阐释了,恶意拔高了作家的创作。但我以为这正是评论家该干的事情。作家搞创作,当然也需要强大的理性逻辑思维,需要对文字的掌控组织能力,但更为重要的还是感性的、甚至有时近乎神启的审美体验。作家以一种艺术直觉面对世界和处理世界,以文学敏感和文字功夫激活、转化,将世界上此前并不为我们关注之物提炼出来,提供给我们。但是直觉感受和艺术表达之后,作家对自己所言之物的重要价值是不是真明白了,是个问题。很多时候,作家对于自己作品洋洋自得之处其实略显陈腐,而他并未意识到的细节才提供了新的资源,他们是真的不知道自己有多么伟大,以及为什么伟大。这个时候就需要评论家了。评论家让混沌、朦胧的艺术感受变得清晰,将艺术品笼罩的光晕梳理为光谱,使作家和一般读者只是模糊感知的世界,成为更为深刻的知识。而且好的作家是应该有个性的,观察世界的视野就难免有限,这种深刻的片面性是来源于作家个人并不一定自觉的直接或间接经验。评论家则应该在更加开阔的框架里去认识作家和作品的价值。这要求我们有更为庞大的阅读量与更为驳杂的思考维度,要求我们对于这个世界有更大的胃口。作家写作的材料是这个世界,很多时候却往往是他们自己,而评论家则不但应该把这个世界,还要把作家所创作的诸多虚构世界,都当做我们的写作材料。因此评论家必须在文学史、文化史、社会史等多维层面讨论问题,评论家不仅仅应该是评论家,还应该是文学史家、理论家、社会学家,甚至政治家、科学家。在此意义上,评论家绝不仅仅是为作品和作家负责任的,更是要为整个文化和时代负责任的。

  当然了,这有吹牛的嫌疑,至少我现在可能还是做不到的。只能说,以上是我的一个不自量力的自我期许,我会沿着这个方向努力。就当作立此存照吧。

  丛治辰,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1983年生于山东威海,2002年至2013年就读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分获文学学士、文学硕士、文学博士学位。2015年至2016年赴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访学。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文化研究、当代文学批评等。著有《世界两侧:想象与真实》,译有《电脑游戏:文本、叙事与游戏》,在国内外期刊报纸发表研究论文及文学评论百余篇。获第六届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等多种奖励。中国作协会员,中国现代文学馆第三届客座研究员、特邀研究员,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秘书长。

责任编辑:胡雅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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