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周刊 | 唐宋八大家王安石:千古凭高嗟荣辱

  文\本刊特约撰稿 王凯

  今年是王安石千年诞辰,老先生曾被封为荆国公,故又有“王荆公”之称。王安石一生头衔很多,最知名的是政治家和文学家。作为政治家,王安石主持的改革千年来争议不断,褒贬皆有;但作为文学家,王安石的成就就非常耀眼了,他弘扬古文运动,推动诗文革新,与韩愈、柳宗元、欧阳修、曾巩、苏洵、苏轼、苏辙等并称“唐宋散文八大家”,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称得上是大名鼎鼎。

王安石像(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少年科第意气风发

  王安石1021年生于江西抚州一个官员之家,父亲王益进士出身,早年辗转各地为官,最后卒于江宁府(今江苏南京)通判任上。王益为人宽和,对孩子从来都是和蔼可亲,很少有疾言厉色的时候,王安石后来回忆说:“(父亲)从没有发怒体罚孩子的情况,他经常在吃饭的时候和颜悦色地给我们讲做人为什么要孝悌仁义,讲历朝历代兴亡治乱的缘由,讲得很动听。”王安石母亲吴氏也不是一般的家庭妇女,她识文断字,喜欢读书,做事有决断、识大体,王安石好友曾巩曾称赞她“好学强记,老而不倦。其取舍是非,有常人所不能及者”。父母的为人处世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王安石,在这样家庭氛围下,王安石和兄弟姊妹的个性都得到自然、和谐发展,王安石兄弟七人中有四人中了进士,这在有宋一代乃至整个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都是非常罕见的。

  王安石在老家抚州临川并没有待很长时间,出生不久就随父亲宦游各地,足迹几乎遍及中国南部。可以说,王安石的青少年时代是在不断旅行中度过的,读万卷书的同时行万里路,遍游名山大川,周览各地人情,这对王安石眼界的开阔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也为其日后的文学之路埋下了伏笔。

王安石手迹。

  王安石少年时期曾遇到一位名叫仲永的“神童”,是他舅舅村的孩子。年仅5岁的仲永被发现天资超常后,他的父亲整天带着他在乡里表演,却不让他及时入学学习,结果很短时间,这个所谓的“神童”就成了一个平庸不过的孩子。此事对王安石影响很深,也让他明白了世上从来不会有什么天才,后天的努力才是成功的关键。后来王安石以此为素材写了《伤仲永》一文,也以此事为鉴,更加刻苦攻读,阅读了大量古今典籍,成为当地有名的学子。

  公元1041年,20岁的王安石离开江宁北上,到京都汴梁应试,此间王安石结识了同乡曾巩,两人一见如故,相见恨晚。曾巩对王安石的道德文章极为佩服,将其文章推荐给当时的文坛泰斗欧阳修,欧阳修对这位后生非常欣赏,专门赋诗褒扬:“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怜心尚在,后来谁与子争先。”欧阳修是北宋有名的诗文大家,又在朝廷担任要职,心胸宽广,爱惜人才,培养并提携了大批青年才俊,对于初出茅庐的王安石来说,他的肯定和褒扬无疑是一场及时雨。

  第二年(1042年)初,王安石参加科举考试,以进士第四名及第。据说王安石原本是第一名,但在进呈御览时,仁宗皇帝不喜其文风刚硬,因而御笔定为第四名。

  北宋诗文革新运动中坚

  谈及北宋诗文革新运动,必须先说一说唐代的古文运动。唐朝时期,中国文学的形式美已经基本固定,从朝堂到江湖,从上流社会到普通庶民,多多少少都受过诗歌方面的训练,即使在一般民间戏曲里,伶人说话也是出口成章。文学到了出口成章的时候,其内容往往不被重视,在这种背景下,古文运动应运而生。

  古文运动倡导者韩愈认为,文章应先重内容,形式是其次的问题。古文运动从唐代一直延续到宋代,北宋诗文革新运动是继唐代古文运动而起的文学革新运动,主要内容是反对浮靡的文风,主张对诗文进行革新。北宋初年,土地兼并加剧,社会矛盾日益尖锐,一些开明的士大夫文人主张革除社会弊病,要求文学反映现实,诗文革新运动成为政治改革派在文学上的反映,王安石就是这场运动的中坚力量。

宋刻本《王荆公唐百家诗选》。

  元代哲学家吴澄在《临川王文公集序》中说,唐代的文章能够改变八代的弊端,追踪西汉踪迹的只有韩愈和柳宗元两人;宋代文章看上去要比唐代兴盛些,但也只有欧阳修、苏洵、苏轼、曾巩、王安石与韩、柳不相上下。后人将吴澄列举的这七个人再加上苏辙,变成了八人,于是便有了“唐宋散文八大家”之说。梁启超在《王安石传》中指出,唐宋八大家各有千秋,但唯有王安石是学者文章,其他七家都是文人文章,能将治理国家的道理讲得井井有条的只有王安石一人。梁启超最后得出结论,讲道理博大而精辟,文气深远朴实,这是王安石的特色,也不是其他七个人可以达到的。

古籍中的王安石(右)与苏轼。

  诗歌创作自成一家

  对于王安石的诗歌创作来说,早年与晚年是截然不同。其早期诗歌创作学习杜甫的现实主义精神,主要关注社会现实,反映下层百姓的疾苦,倾向性十分鲜明,诗风也有取于杜诗的“沉郁顿挫”;后期主要是指王安石归隐江宁以后,心情渐趋平淡,大量的写景诗、咏物诗取代了原来的政治诗。在诗歌内容和风格上,王安石后期创作与前期界限分明,讲究穷而后工,精雕细琢,下字工,用事切,对偶精,以含蓄深沉、深婉不迫的风格在当时诗坛自成一家,后人所说的“王荆公体”指的就是王安石晚年的创作风格。

  王安石晚年退隐江湖,纵情山水,经常骑驴出游,或坐于松石之下,或憩于田野农家,生活和心情都有了变化,诗风也随之一变,写了不少好诗。这些诗精深华妙,不是年轻时期作品所能比的,黄庭坚曾经说过,王安石的诗到了晚年才妙。比如他的《岁晚》一诗:“月映林塘淡,风含笑语凉。俯窥怜绿静,小立伫幽香。携幼寻新的,扶衰坐野航。延缘久未已,岁晚惜流光。”王安石自以为可以与谢灵运相媲美,后人也大都是如此认为的。

  据古人笔记记载,晚年王安石与苏轼在钟山重逢,把新诗拿给他看,苏轼说:“像繁茂的结满果实的李树,光彩显现于夜晚;像艳丽的灿烂如云的桃花,光彩照耀于白天。自从屈原、宋玉之后已经过去千年,一直没有见过《离骚》的句法,但今天见到了。”王安石说:“不是你奉承我,我自己也这样看,但不必和俗人们说。”这段文字栩栩如生,将王安石的幽默与自得之情描绘得活灵活现。

明嘉靖刻本《临川先生文集》。

  王安石和苏轼是那个时代最优秀的知识分子,懂得相互尊重,他们在朝堂之内政见可能不同,但在江湖之上却可以写诗唱和,惺惺相惜。1084年早春,苏轼从黄州改任汝州,途经江宁,写信告知王安石,想要见上一面,谈谈诗文。王安石早早骑驴到江边迎候,抛弃了政见,以文人身份谈诗论禅的王安石与苏轼,心灵相通,彼此叹服。苏轼感叹:“从公已觉十年迟。”王安石也叹息说:“不知再过几百年,才能有苏子瞻这样杰出的文坛巨擘。”

  从王安石和苏轼身上,我们看到了中国古代文化的博大与从容。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

原标题:王安石:千古凭高嗟荣辱

责任编辑:胡雅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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