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文体

　　文\本刊特约撰稿 王凯

　　今年是王安石千年诞辰，老先生曾被封为荆国公，故又有“王荆公”之称。王安石一生头衔很多，最知名的是政治家和文学家。作为政治家，王安石主持的改革千年来争议不断，褒贬皆有；但作为文学家，王安石的成就就非常耀眼了，他弘扬古文运动，推动诗文革新，与韩愈、柳宗元、欧阳修、曾巩、苏洵、苏轼、苏辙等并称“唐宋散文八大家”，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称得上是大名鼎鼎。

王安石像（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少年科第意气风发

　　王安石1021年生于江西抚州一个官员之家，父亲王益进士出身，早年辗转各地为官，最后卒于江宁府（今江苏南京）通判任上。王益为人宽和，对孩子从来都是和蔼可亲，很少有疾言厉色的时候，王安石后来回忆说：“（父亲）从没有发怒体罚孩子的情况，他经常在吃饭的时候和颜悦色地给我们讲做人为什么要孝悌仁义，讲历朝历代兴亡治乱的缘由，讲得很动听。”王安石母亲吴氏也不是一般的家庭妇女，她识文断字，喜欢读书，做事有决断、识大体，王安石好友曾巩曾称赞她“好学强记，老而不倦。其取舍是非，有常人所不能及者”。父母的为人处世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王安石，在这样家庭氛围下，王安石和兄弟姊妹的个性都得到自然、和谐发展，王安石兄弟七人中有四人中了进士，这在有宋一代乃至整个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都是非常罕见的。

　　王安石在老家抚州临川并没有待很长时间，出生不久就随父亲宦游各地，足迹几乎遍及中国南部。可以说，王安石的青少年时代是在不断旅行中度过的，读万卷书的同时行万里路，遍游名山大川，周览各地人情，这对王安石眼界的开阔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也为其日后的文学之路埋下了伏笔。

王安石手迹。

　　王安石少年时期曾遇到一位名叫仲永的“神童”，是他舅舅村的孩子。年仅5岁的仲永被发现天资超常后，他的父亲整天带着他在乡里表演，却不让他及时入学学习，结果很短时间，这个所谓的“神童”就成了一个平庸不过的孩子。此事对王安石影响很深，也让他明白了世上从来不会有什么天才，后天的努力才是成功的关键。后来王安石以此为素材写了《伤仲永》一文，也以此事为鉴，更加刻苦攻读，阅读了大量古今典籍，成为当地有名的学子。

　　公元1041年，20岁的王安石离开江宁北上，到京都汴梁应试，此间王安石结识了同乡曾巩，两人一见如故，相见恨晚。曾巩对王安石的道德文章极为佩服，将其文章推荐给当时的文坛泰斗欧阳修，欧阳修对这位后生非常欣赏，专门赋诗褒扬：“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怜心尚在，后来谁与子争先。”欧阳修是北宋有名的诗文大家，又在朝廷担任要职，心胸宽广，爱惜人才，培养并提携了大批青年才俊，对于初出茅庐的王安石来说，他的肯定和褒扬无疑是一场及时雨。

　　第二年（1042年）初，王安石参加科举考试，以进士第四名及第。据说王安石原本是第一名，但在进呈御览时，仁宗皇帝不喜其文风刚硬，因而御笔定为第四名。

　　北宋诗文革新运动中坚

　　谈及北宋诗文革新运动，必须先说一说唐代的古文运动。唐朝时期，中国文学的形式美已经基本固定，从朝堂到江湖，从上流社会到普通庶民，多多少少都受过诗歌方面的训练，即使在一般民间戏曲里，伶人说话也是出口成章。文学到了出口成章的时候，其内容往往不被重视，在这种背景下，古文运动应运而生。

　　古文运动倡导者韩愈认为，文章应先重内容，形式是其次的问题。古文运动从唐代一直延续到宋代，北宋诗文革新运动是继唐代古文运动而起的文学革新运动，主要内容是反对浮靡的文风，主张对诗文进行革新。北宋初年，土地兼并加剧，社会矛盾日益尖锐，一些开明的士大夫文人主张革除社会弊病，要求文学反映现实，诗文革新运动成为政治改革派在文学上的反映，王安石就是这场运动的中坚力量。

宋刻本《王荆公唐百家诗选》。

　　元代哲学家吴澄在《临川王文公集序》中说，唐代的文章能够改变八代的弊端，追踪西汉踪迹的只有韩愈和柳宗元两人；宋代文章看上去要比唐代兴盛些，但也只有欧阳修、苏洵、苏轼、曾巩、王安石与韩、柳不相上下。后人将吴澄列举的这七个人再加上苏辙，变成了八人，于是便有了“唐宋散文八大家”之说。梁启超在《王安石传》中指出，唐宋八大家各有千秋，但唯有王安石是学者文章，其他七家都是文人文章，能将治理国家的道理讲得井井有条的只有王安石一人。梁启超最后得出结论，讲道理博大而精辟，文气深远朴实，这是王安石的特色，也不是其他七个人可以达到的。

古籍中的王安石（右）与苏轼。

　　诗歌创作自成一家

　　对于王安石的诗歌创作来说，早年与晚年是截然不同。其早期诗歌创作学习杜甫的现实主义精神，主要关注社会现实，反映下层百姓的疾苦，倾向性十分鲜明，诗风也有取于杜诗的“沉郁顿挫”；后期主要是指王安石归隐江宁以后，心情渐趋平淡，大量的写景诗、咏物诗取代了原来的政治诗。在诗歌内容和风格上，王安石后期创作与前期界限分明，讲究穷而后工，精雕细琢，下字工，用事切，对偶精，以含蓄深沉、深婉不迫的风格在当时诗坛自成一家，后人所说的“王荆公体”指的就是王安石晚年的创作风格。

　　王安石晚年退隐江湖，纵情山水，经常骑驴出游，或坐于松石之下，或憩于田野农家，生活和心情都有了变化，诗风也随之一变，写了不少好诗。这些诗精深华妙，不是年轻时期作品所能比的，黄庭坚曾经说过，王安石的诗到了晚年才妙。比如他的《岁晚》一诗：“月映林塘淡，风含笑语凉。俯窥怜绿静，小立伫幽香。携幼寻新的，扶衰坐野航。延缘久未已，岁晚惜流光。”王安石自以为可以与谢灵运相媲美，后人也大都是如此认为的。

　　据古人笔记记载，晚年王安石与苏轼在钟山重逢，把新诗拿给他看，苏轼说：“像繁茂的结满果实的李树，光彩显现于夜晚；像艳丽的灿烂如云的桃花，光彩照耀于白天。自从屈原、宋玉之后已经过去千年，一直没有见过《离骚》的句法，但今天见到了。”王安石说：“不是你奉承我，我自己也这样看，但不必和俗人们说。”这段文字栩栩如生，将王安石的幽默与自得之情描绘得活灵活现。

明嘉靖刻本《临川先生文集》。

　　王安石和苏轼是那个时代最优秀的知识分子，懂得相互尊重，他们在朝堂之内政见可能不同，但在江湖之上却可以写诗唱和，惺惺相惜。1084年早春，苏轼从黄州改任汝州，途经江宁，写信告知王安石，想要见上一面，谈谈诗文。王安石早早骑驴到江边迎候，抛弃了政见，以文人身份谈诗论禅的王安石与苏轼，心灵相通，彼此叹服。苏轼感叹：“从公已觉十年迟。”王安石也叹息说：“不知再过几百年，才能有苏子瞻这样杰出的文坛巨擘。”

　　从王安石和苏轼身上，我们看到了中国古代文化的博大与从容。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

原标题：王安石：千古凭高嗟荣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