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日签 | 刘大先:后疫情时代的生活

本期作家,刘大先

刘大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国家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计划青年拔尖人才,《民族文学研究》副主编。著有《现代中国与少数民族文学》《文学的共和》《千灯互照》等,曾获第七届鲁迅文学奖、第四届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第八届胡绳青年学术奖、第五届中国文艺评论年度推优奖等。

《后疫情时代的生活》摘录

文/刘大先

数字社会中的疫情不仅是一个公共卫生事件,同时也成了一个传播学事件。这中间信息的高度流动性就如同病毒的高度流动性一样弥漫开来。快速、超量与经常反转的信息轰炸,窒息了冷静的思考与衡量,只给生物性本能的应激留下了短暂的间歇。这个时候,信息的修辞程度高低就决定了其传播的速度与范围。修辞的手段包括移情性的个人经历与体验,生动而带有情节性的故事,描述性而易接受的语言风格、多形式(比如图像、数据、视频)的可视化呈现,关联度上的接近性,甚至简单粗暴的皮下注射式重复都是有效的。如同研究误导心理学的彭尼库克所说:“社交媒体并没有激励分享真实的文章,它激励的是参与。”这正印证了我们在媒体场域的所见:表象的直觉刺激压倒了深度的抽象思维,被动接受的参与挤占了主动的批判性思考。

按照正常的思维惯性,人们总是屁股决定脑袋,吊诡的是在面对共同危机的时候,往往是脑袋决定屁股,也即文化与价值观的差异几乎先验地主宰了人们对于危机的判断和认知。疫情所引发的争论,令人们更多投注激情宣泄而没有耐心去分析。激情宣泄当然也可以理解成危机时刻的自我保护机制,但各种关于疾病的隐喻,伴随着狂热的情绪被大肆宣扬开来,而隐喻自身却无助于认识的推进,有时候更可能是遮蔽。

所以,疫情也不仅是一个心理学问题,更是一个政治学问题。它显示出盛行了四十余年的新自由主义与消费主义的失败(如同大卫·哈维所指出的),并暗示了当代政治的转型,从生命政治向数字政治、从精英政治向大众政治的转型。我倒并不是带有对“庸众”的优越感来说这个话——事实上我并不认同所谓“群氓”与“庸众”的说法,而只是描述这种现状。我们明显可以看到伴随着工业化与商业化的成就而成长起来的当代大众群体的诞生,他们生活的可能性从旧共同体的束缚中释放出来,教育程度普遍提高,流动性增强,同时信息接收与政治参与度也得以提升。这种大众既非任何意义上的精英,也不同于纯粹的底层,他们属于一般意义上在文化、地位、金钱上都处于社会中等程度的人。当大众的政治意识觉醒之后,最主要的参与方式就是语言参与,而对语言参与的效果关注大于对其道理与意义关注,也即,他们不会在意语言的逻辑说服力,而更注重于其道德诱惑力和耸动情感的功效。大众的诉求千差万别,几乎不可能形成共识,但精英政治很多时候会受到大众政治的左右,比如在对病毒的追因式探究就是一例。还有,就是当我们对病毒及防控进行拟人化处理的时候,实际上又陷入到猎巫式的思维当中。虽然大众话语歧异纷出、零碎松散,其影响在数字语境中却不容忽视,它会倒逼精英话语做出应答。

精英政治在处理这种紧迫的生命议题时的应对不可谓不神速,尤其是中国,除了采取通常意义上的现代治理术之外,更加上了一层数字手段。如果说此前的治理体系包含了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民主协商、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等议程,此时的技术支撑无疑是醒目的存在。2011年,国新办、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就开通了手机客户端;2013年,外交部、国防部、交通运输部、文化部、国家统计局相继开通政务客户端;2016年两会前夕推出的国务院客户端更是直接让公众与最高级别政府机构进行互动交流。疫情状态让远距离云服务成为一种常态化操作,其力度甚至超过了曾经在这个路径上走在最前沿的美国。

数字化技术渗透入生活,即时沟通、数码支付与物流快递等在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引发了一系列的反思。诸如由于代际、教育程度、经济与资源等因素所导致的分化状况,会边缘化一部分弱势群体,使之成为数字社会中不可见的存在,一种在场的缺席。其实,数字技术的指数级发展几乎让所有人都边缘化了,精巧的设备与新颖的创制很快就过时、陈旧而被替代,普通人不可能完全掌握与熟悉他身处的整全世界。同时,也会产生“被代表”的问题,即沉默者往往会被喧嚣者的声音所遮掩和取代,更遑论在利益过滤、偏好过滤和算法过滤中造成的信息茧房,从而造成数字社会常见的认知失调、极化与社会黏性稀释。

对于个体感受而言,最受关注的无疑是隐私与控制问题。比如健康码,一般城市都会采取通过支付宝或者微信扫描获取行程记录来确认个体的健康程度或感染几率的形式,而最为严苛(科学)的方式甚至有通过集成电子病历、健康体检、生活方式管理的数据,来建立个人健康指数,而那些数据包括每日运动、饮酒、吸烟、睡眠等巨细无遗的信息。这显然是个人隐私的极大让渡,作为紧急状态中控制疫情的手段可以,可是一旦日常化则难以避免产生技术支配人、而人被数字化的后果。日本动漫《心理测量者》中有过这样的科幻设定:某个掌控着大数据与算法的系统最终将通过各种指标来判断并决定一个活生生的人的健康与否。这里涉及的问题不仅仅是精神、潜能、情感等能否被量化的问题,更迫切的焦虑来自于数据与系统由谁掌控的问题。这种举措仍然是一种对于混乱中秩序维护的现代逻辑,韩炳哲描述过数字化时代“精神政治”可能比生命政治更有效率的可能,因为数字的透明与监视社会拥有进入集体潜意识的通道,以此干涉大众未来的社会行为。但大众政治正在颠覆这种逻辑,因为人从来都不是无自我意识的客体,数字监控是一柄双刃剑,它的力量有多大、渗透有多深,触发的情感联动和行为反弹就有多大。最终,泛滥在数字世界的观念和行动会像疫情中的病毒一样,无法全然被纳入控制,而只能在协调和平衡中共处。

大流行的病毒与数字社会因此形成了同构的隐喻,它本身是新出的,免疫系统尚未来得及辨识,它们可能就持续性地出现了变种。它迫使人体构筑全新的防御方法,包括新的抗体以及能辨识并抵抗的免疫反应。目前人类所做的一切措施,追溯源头、控制扩散、研制疫苗,表现为一种行动与结构、变化与系统之间的冲突:在结构与系统做出调适的同时,行动与变化也同时跟进。这是一场难分难解的追逐跑。无论从国家、组织,还是个人而言,都必须学会接受控制与失控交替的状态——可能从来也没有全然掌控这种事情,任何控制总会留下隙缝。一切井然有序、成竹在胸、试图用既有的经验应对突如其来事物的现代理性规划,无疑不再适用了。这让我想起伊藤穰一、杰夫·豪设想的未来社会生存法则,涌现优于权威、指南针优于地图、实践优于理论、多样性优于能力、韧性优于力量……当然,结构与系统总有其惰性,其自我更新需要试错和时间,这个时候自组织的力量因为其灵活机动和随机应变反而显示出其有效性,我们在武汉封城期间民众的自救与互助中已经看到此种民众之光。

历史上的每一次重大疾疫,黑死病、天花、霍乱、西班牙流感,都改变了历史的格局与进程。新冠病毒的爆发同样迫使人们重组生产、生活形态与方式,也促使我们理解信息透明的意义,反思数字社会的利弊,重视环境污染与生态失衡的问题,进一步也冲击着旧式的全球化与国家及个人安全的思路。历史似乎在重复,但人们从来没有踏入过同一条河流。我无意仔细讨论马克思或者柄谷行人的“历史与反复”之说,他们无疑都同意,历史只有表象上的相似与重复,它的结构实际上已经伴随变化了的情境中发生更迭,凭借人的有限信息,以及窄小与浅陋的理性是无法勘破的。人们不可能在已经翻篇儿的历史语境中再唱着过去的歌谣,现实的变化需要变化了的应对,而想象一个与病毒共处的世界,就是容纳多样性本身,也是禳灾与治疗的一种方式。

共处与容纳是团结与合作的基础,只有在这个前提下,我们才能对世界各地不同的处理方式抱有理解,进而寻求重建友爱的全球共同体的可能。疫情的危机与伤痛,才有可能转化成人类认识自己、他者、生态圈与宇宙的关键性节点。阿兰·巴迪欧说:“目前已有的——知识的情境——不能生产任何东西,除了重复。对真理,要确认其新奇,必须有所补充。它无法预料、不能计算。它超越了自身。我称其为事件。在它的新奇中,真理显现了,因为事件的补充打破了这种重复。”无论是悲观,还是乐观地看,疫情都是这样一个真理性事件。

责任编辑:蔡千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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