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赵鹏

坚定文化自信、加强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内容。2024年12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海南省委和省政府工作汇报时强调要“保护好运用好传承好历史文化、革命文化、海洋文化、民俗文化资源，增强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发展壮大文化产业”。丘濬作为明代中期出生于海南成长于海南的名臣，被誉为“有明一代文臣之宗”“理学名臣”“中兴贤辅”，其海洋观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开放包容、经世致用的精神内核。在海南自贸港建设的背景下，重新审视丘濬的海洋观，不仅有利于挖掘中华文脉中海洋文明的智慧遗产，更能为新时代对外开放提供历史参照与思想支撑。

海南大学图书馆馆藏（明）崇祯刻本《大学衍义补一百六十卷首一卷》古籍。海南日报记者 宋国强 摄

丘濬海洋观的精神内核

丘濬作为海南人，深受地域文化的影响。海南悠久的海洋文化传统塑造了他“向海而生”的开放精神，其诗中“远观沧海阔，万波总朝宗”的意象，既是个人胸襟的写照，也是海南人闯海精神的缩影。他认为海洋是陆地边缘的延伸，陆主海从。他提出“中国地尽四海”，强调陆地的中心地位，海洋作为“化内”与“化外”的边际线，是政治教化的地理边界，这种观念将海洋纳入了大一统秩序的框架内。丘濬虽视海洋为边缘，但未忽视其经济与战略价值，主张通过海运和贸易将海洋转化为国家资源，提出“漕运与海运并举”，强调海运成本低廉，“海运费用省十之七八”。丘濬著作《大学衍义补》系统阐述了治国理政的方略，其中关于海洋的论述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开放包容、经世致用的精神内核。在传统农耕文明主导的中华文化中，丘濬的海洋观展现出前瞻性。

以海为用：海洋经济的务实主张。丘濬是明代早期重商主义的代表，强调“作文必主于经，为学必见于用”，将海洋的开放性和务实精神融入经世致用的学术体系中。在明朝严厉海禁的背景下，丘濬认为海洋是“天地自然之利”，率先提出“取消海禁，开海贸易”的革新主张，他认为“利之所在，民不畏死”，海禁徒增走私风险，不如开放规范管理，主张通过设立市舶司，规范管理海洋贸易流程如申报船舶、货物、航线等方式释放海洋经济活力，并征收关税以充实国库，实现“利民富国”。他的“民自为市”思想主张减少政府干预，允许市场自我调节，促进商品流通，提出“海与陆同利”，建议将漕运和海运结合，划出两成运力搭载商货，促进南北货物流通，推动海上长途贸易发展。这一思想突破了传统“重农抑商”的局限，将海洋经济纳入国家治理体系。

以海为防：海洋安全的战略意识。丘濬辩证统一看待海防与开放贸易，深刻认识到海洋的双重性——既是经济通道，亦是风险来源。他主张开放海外贸易的同时加强海防，尤其是针对倭寇侵扰问题提出“防海之策，守江不如守海”，主张“与海外各国和平相处”的同时保持警惕，强调主动控制海洋要冲的重要性。他主张通过增强水师力量维护沿海安全，发展海上军事力量以维护贸易安全，更强调人的主动性，建立海上防御体系以应对倭寇和海盗的威胁，保障商船与漕运的安全，将军事防御与经济开发相结合，体现了对海洋战略价值的深刻认知。

丘濬像。手绘/杨千懿

以海为桥：文明互鉴的开放视野。丘濬主张“来远人，通百工”，认为海洋是中外文明交流的通道。他认为手工业“百工”需依托高效运输网络实现商品流通，建议扶持工匠技艺，使丝绸、瓷器等手工业品通过海运形成规模贸易，这与宋代海上丝绸之路“涨海声中万国商”的繁荣逻辑一脉相承，明代海南槟榔、椰壳雕等特产经海运远销东南亚，正是“通百工”与海洋经济结合的实践。其通过考据历代海上交往史，论证了海上贸易对文化传播与技术革新的推动作用，这种开放视野与海上丝绸之路“文明包容”精神相契合，其思想中蕴含着“和而不同”的跨文化对话智慧。

丘濬海洋观的当代价值与启示

丘濬的海洋思想是超前于时代的开放思想，其海洋贸易主张比王阳明的重商思想早半个世纪，其《大学衍义补》中提出的“银钱钞三位一体”货币理论、劳动价值论等，均具有早期资本主义经济思想的萌芽，足见其思想的前瞻性。丘濬的海洋观强调开放与治理并重，与当今海洋强国战略有契合之处，其“因势利导”的管理智慧和规范而非禁止海洋贸易、海运与河运协同发展的思路，为海南自贸港建设提供了借鉴。

文化自信的根基：传统智慧的现代生命力。丘濬在肯定海洋风险性的同时，强调其“连接万邦”的文明纽带作用，其在《南溟奇甸赋》将海南定位为“南溟奇甸”，凸显海洋文明对边陲地区的文化赋能，强调“奇甸”的自然禀赋和人文底蕴，回应了当时中原人士对海南的偏见，确立了海南“虽远犹奇”的文化形象，展现了强烈的文化自信。赋中强调海南虽处“涨海之畔”，却“总收中原百道之脉”，打破地理边缘化认识。当代海南依托自贸港政策，正从“南溟奇甸”的历史意象中提炼开放、包容的精神，打造国际交流枢纽，并在制度设计中融入“和合共生”“互利共赢”等传统理念，为全球化发展提供东方智慧，其开放包容、务实创新、经世致用的精神内核是海南宝贵的历史文化资源。

制度创新的方法论：历史经验与现代应用的融合。丘濬的市舶司改革强调“因时立制”，这一方法论对海南极具借鉴意义。比如，当前，海南正构建跨境数据安全有序流动体系，以数字治理实现“古法新用”；正积极对接RCEP等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深入推进制度型开放，这与丘濬的海洋观遥相呼应；此外，与“通百工”相映照的，是海洋产业升级与技术创新。

全球治理的东方范式：从“以海利民”到“合作共赢”。从海运改革到制度创新，从文化传播到民生共享，丘濬“以海利民”的思想体系启示海南以“海洋+”思维整合资源，在全球化竞争中既彰显中国特色，又对接国际规则，为全球海洋治理贡献中国方案。

中华文明的传承从来不是简单的复古，而是通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激活文化基因。当海南自贸港以“全球最大自由贸易港”的姿态崛起于南海之滨时，我们既能看到明代市舶司管理智慧的影子，更能发现数字贸易、离岸金融等全新要素的注入。这种传统与现代的辩证统一，正是中华文脉生生不息的密码。面向未来，海南自贸港建设需要以更自觉的历史意识，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宏伟蓝图中谱写新的华章。

（作者系海口市琼山区人民政府党组成员、副区长，2025年春季学期海南省委党校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学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