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文体

    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

    王弘诲试图向万历引荐利玛窦

    在写王弘诲的过程中，记者翻阅海南大学周伟民、唐玲玲两位教授珍藏的《利玛窦中国札记》（2001年9月第一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一书时，发现意大利著名传教士利玛窦屡屡提到一位叫做“王忠铭”、“王尚书”的“海南岛籍大官”，并称自己能在中国顺利传教，与这位尚书大人的帮助息息相关。利玛窦所说的“王忠铭”、“王尚书”，正是王弘诲。

　　据查证，明末正是西学东渐之风始吹的时期，基督教文化也在此时开始向中国渗透，能讲一口流利汉语的利玛窦把后半生献给了在中国的传教事业。然而，当他刚刚进入华夏大地时，他的传教工作并非一帆风顺，而是四处碰壁，甚至多次被逮捕入狱。

　　据《利玛窦中国札记》记载，经过事先多次联络，但又总是失之交臂后，利玛窦终于在万历二十六年（公元1598年），从

　　南昌抵达南京，受到王弘诲的热情接待。此后双方密切来往，并于万历二十九年（公元1601年）一起前往北京，王弘诲试图通过宦官向万历皇帝引荐利玛窦。

　　但因当时明朝与朝鲜有战事，日本也准备侵犯中国，这一非常时期的北京人人自危，明哲保身，对任何外国人都心存戒备，甚至有人把利玛窦等传教士当作日本人。这种情形之下，与王弘诲交好的宦官也不敢擅自作主带利玛窦去见万历皇帝。

　　而按照朝廷规定的期限，王弘诲一个月后便先离开北京返回南京，但在这段时间内，王弘诲请精通数学的利玛窦修改了当时明历中的错误。

　　南开大学王力平博士认为，面对明末的西学东渐之风，士大夫中不乏持欢迎态度者，王弘诲便是其中之一；他请利玛窦为明代的历法勘误，表现了他积极探索新知的开明态度。

　　《利玛窦中国札记》还写到：利玛窦对王弘诲也好生敬仰，因为王弘诲德高望重，且为人谦卑好学，尤其是不像当时一些官员那样贪污腐败，恶名缠身。

　　北京之行，利玛窦虽然没有见到万历皇帝，是为一大憾事；但他在南京和北京等地与王弘诲频繁的交往，为其提供了莫大的帮助，这也许正是利玛窦后来得以在南京、南昌、北京和广东等地顺利传教的重要原因。而此后不久，利玛窦终于得见万历皇帝，并正式被批准在北京设立基督教会。

　　周伟民教授认为，有充分的材料证明，王弘诲在明末接受“西学东渐”的同时，也对“东学西被”做出了贡献。在南京时，王弘诲曾带利玛窦去参观孔庙和参拜孔子，推荐他读儒家和道家的经典，在王弘诲的影响和建议下，利玛窦翻译了《道德经》和《论语》等著作，儒家和道家思想正是在此时才明确地被传到西方。

    王弘诲留下大量著作，颇为后人称道

　　作为明末的一位文化高官，王弘诲留下了大量的著作，主要有《尚友堂集》十卷、《天池草》十卷、《南溟奇甸集》六卷等，体裁涉及诗、文、奏疏、表笺、序跋、题记和碑铭等，十分丰富。王弘诲还刻行了大量古籍，让士林受惠，计有《重编国朝名录》四十卷、《真德秀文章正宗》三十卷、《丘文庄公琼台类稿》二十卷、《张事轩文集》十卷和《许子伟广易通》四卷。

　　南开大学王力平博士这样评价王弘诲的诗文：或闳博淹贯，尔雅敦厚；或潇洒俊逸，卓尔不群；自成一品，人称有苏轼风。在康熙刻本的《天池草》中，附有一篇作者为姜植的《明太子少保南京礼部尚书忠铭王先生传》，誉王弘诲为“一代文章山斗”，与丘浚、海瑞齐名。

　　“一纵登临目，苍茫太宇空。

　　断山浮潋滟，削壁判鸿蒙。

　　地撼蛟龙斗，潮争鼓角雄。

　　凭高独舒啸，宛在水晶宫。”

　　这是王弘诲五律《铜鼓岭观海寄贺明府》二首之二，诗歌借景抒情，物我两忘，豪气冲天，确有苏东坡的遗风。

　　海南大学周伟民教授说，王弘诲喜欢放情山水，他的诗歌文字优美，没有太多官场文人的习气，是非常纯粹的文学作品；当然，王弘诲的诗歌也有写实的，譬如他的《谯国冼夫人庙诗》就有记录历史的文字，《吕梁行》则写到了官府压迫下的民间疾苦和社会风情等。

　　文章方面，王弘诲不乏针砭时弊之作，但更多的笔墨还是用于“社会记录”。王力平认为，整个明代，海南黎族与朝廷的矛盾对立相当严重，多次发生暴动，使南海边疆出现重大危机；明朝倾力征剿有年，国力为之耗损，王弘诲身为琼人，其《议征剿黎寇并图善后事宜疏》、《清海碑》和《水会平黎善后碑记》等文，对万历中叶以来几次大的黎族起义以及朝廷的征讨过程和结果等，都作了详细的记述。这些为后人全面了解明朝中央与海南地方的政治关系，提供了直接而丰富的材料。

　　当然，王弘诲的这些文章文笔简洁流畅，纵横捭阖，气势磅礴，不失为一篇篇琅琅上口的美文。

　　除了文学上的成就，王弘诲对历史学的贡献也不小。王弘诲晚年热衷于史料的整理和研究，其《纂修嘉靖实录》和《明代十三朝实录》作为国史原始史料，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资料。